四项改革亟须推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日前接受记者专访表示，针对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建议今年政府加力推进以下四项改革。

    加大四级政府建设的力度

    中国政府层级多，人员多，行政成本自然就高，再加上政府花钱缺少节制，因而导致行政成本持续升高。目前大约是23个纳税人养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995年的40：1相比，财政供养人员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加上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

    行政成本高，必然是赋税重，企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这无疑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

    首先，要减少政府层级。中国政府目前是五个层级。即中央、省市区、地市、县市区、乡镇和街道。建议削减一个层级，分四级设立。政府行政层级多，国家行政体制形成了头重、肚大、脚轻的怪状。中间层密集重叠臃肿，造成行政资源浪费，政府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加大了税收负担；政府层级多，基层政府千头万绪，但人手少，精力顾不上，工作服务难以到位，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要调整机构设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机构已经有7次以上的改革。现有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一些部委仍有调整的余地和空间。中共中央所属系列的机构也应精简。

    合理分配国资收益

    国企改革要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在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对干部管理体制、用人和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等。通过员工持股等制度设计让企业管理者的命运与企业捆绑在一起，会有助于所有者缺位问题的解决。

    还要合理分配国资收益。国企多年不上缴红利，有当年“放水养鱼”的历史背景，但鱼养大了食利自肥，国有资本的收益成了国企高管和职工的红利。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实行价值形态所有权与实物形态所有权的分离，故此，价值形态所有权的收益必须相应明确，只有这样，国企分配的问题才容易解决。

    依赖法治破解“审批难”

    加快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步伐。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提供公正法治的市场环境，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上来。

    各部门应当向全社会公布政府的“权力清单”，并规范运行。规范审批流程，其核心理念就是依赖法治，依赖制度建设，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依赖法治改革出租车业

    凭借准入门槛和经营资格的垄断，出租车行业一直把自己隔绝在真正的租车市场之外，在司机叫苦叫穷、市民难以打车过程中，出租车公司坐收巨利。

    将出租行业的问题纳入法治框架解决，是取信于民、避免行业震荡的正道。出租车的数量和运价管制实际上限制了公民的劳动权、创业自由和企业的经营权。出租车的数量和运价管制涉及反垄断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等法律问题。启动这方面的诉讼是激活法律处理机制的一种方式，但目前这个通道基本上是封闭的。

    出租车行业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的格局中，属于很细微行业改革，但由于涉及到市民日常生活，对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呼吁，前后有10多年时间，就是迟迟没有动静，这也说明改革的艰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主管部门应给人民一个交代。

    （《经济参考报》9.17 方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