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许多多人怀念”的郭小川

    大约是在2006年的一天，一位叫廖海珠的陌生人，说他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廖经天的儿子，辗转多年，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只为了却其父一个心愿，就是要向我们表示对郭小川的感谢。

    其实事情不大，就是在“反右”运动中，仅因廖经天的一句“我们这个部门没有右派”，竟致他自己被打成右派，全家发配贵州。先父郭小川在冀察热辽分局的《群众日报》时曾与廖经天共事。1958年廖全家离开北京之前，先父在一家有名的饭馆请廖全家吃了一顿饭。据廖海珠说，当时遭遇的都是冷眼，此举令其父倍感温暖。

    廖海珠告诉我，1976年10月，郭小川意外去世的消息传到廖经天耳朵里时，他正坐在床边，登时泪如雨下，仰倒在床，痛哭着说道：“好人啊！好人啊！”

    前几年，在编辑家父纪念文集时，我通读了四百多篇回忆他的文章，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后来又陆续从一些知情人口中了解了更多事情。作为儿子应该惭愧，我虽然写过几篇回忆父亲的文字，自以为“知父莫如子”，这时才知道其实差得很远。也益发相信，我非常尊敬的胡耀邦先生在给我的复信中所说：“郭小川同志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的”不是一句客套话。

    决心不再被人“当枪使”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鉴于自己在“反冯雪峰”运动、反“丁陈反党集团”运动中的教训，决心不再被人“当枪使”、干伤害同志的事。

    1977年前后，诗人公刘的右派问题刚被平反，来北京编辑他的诗集，我结识他之后，他对我非常亲切，给了我很多教诲，其中就有这个因素：他在被打成右派发配山西的煤矿做苦工时，听说是郭小川给山西作协打了招呼，请求给予公刘帮助照顾，公刘才得以调到忻州某刊物做编辑。

    顾绛《“小川”是大川》一文写了与她素昧平生的郭小川在她的丈夫阿农被错划右派后，是如何悄悄地给山西作协的马烽写信请给予他们夫妇以帮助一事。多年后，她为了核实这影影绰绰的“传闻”，托人专门询问了马烽先生，才得以确认。

    家父在“文革”所作的检讨中，对他在“反右”运动中的“错误”是这样“交代”的：“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作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斗争或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在讨论划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言不发，只等着……开口提出不划。”后来，在别的场合，郭小川曾说，由于他的劝阻，中国作协系统少划了30%的右派。

    “活下去，要坚强”

    1967年夏，作协某些造反派为了“扩大战果”，就编造谎言，说是“在天津街头看见郭小川、冯牧与方纪在一起”，就此断定郭冯二人参与了“天津二黑”，对二人施以残酷殴打折磨。（“天津二黑”指“文革”初期天津有所谓的“一个黑会，一个黑戏”，一个黑会是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召开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一个黑戏指天津上演的表彰陈××事迹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被中央文革小组污蔑为“天津二黑”，其实“一个黑会”并不存在）。

    郭小川挨打后，被押回文联大楼地下室那间拘禁着二十几人的黑屋，接着轮到冯牧先生。冯牧先生后来回忆说，打手们残忍地“用拳击手的直拳”猛击他切除了左侧肺叶的左胸。而我父亲告诉我的是“他们用塑料鞋底抽打冯的脸颊，脸颊和脖子都肿得平了（连成一片）……”

    冯牧先生被押回黑屋，所有的“黑帮分子”都垂头丧气地坐或靠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大气也不敢出，因为门口和里面各有一名造反派看守。冯牧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知过了多久，旁边有人悄悄推了推他，示意他看郭小川的手势。冯牧这才注意到郭小川一边泪流如注地目视着他，一边不断用手指在胸前比划着，冯牧仔细看着，郭小川又比划了多次，冯牧终于看明白，郭比划的是六个字：“活下去！要坚强！”

    和牛汉在干校成了朋友

    在干校，他与在四连劳动的诗人牛汉相识了，就诚恳地为当年把牛汉打成“胡风分子”表示道歉，两人遂成好友（这是牛汉先生亲口对我讲的）。1974年，郭小川到河南林县探亲，专程和周前去报告文学作家华山居住的农舍，华却有意避而不见，郭向周解释说“我整过他，做过对不起他的事……”表示了真诚的歉意。（见周原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郭小川》）

    郭小川生前没有什么显赫的头衔，也没获得过任何奖励，“文革”前他就辞去一切官职，“文革”中他真正走入群众中间。文化部干校五连的人告诉我，过去郭小川是领导，我们对他不了解，“文革”中我们斗过他，到干校后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运动，那么多背叛、告密、揭发……人心越来越险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郭小川的可贵。

    (《北京青年报》9.17 郭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