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我与少奇相恋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以前孩子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没告诉他们。其实，实际经过也很简单。

    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1946年11月19日），我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于是我就跟着去了。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的情况。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但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

    1947年3月5日，朱德同志的秘书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那里谈话。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谈话。

    少奇要我跟他走

    蒋介石1947年2月部署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3月初决定撤离延安。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

    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工作队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这时少奇也到了蔡家崖，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他的。吃完饭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我回答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少奇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晚上几个女同志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不愿意。我一听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

    我在晋绥搞土改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和少奇没有联系。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大约1948年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西柏坡。

    我回到外事组后，在一些公众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外事组的负责人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来了，他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交谈中少奇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就是去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书。他说：“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

    看见我来，他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不知道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去问一下邓大姐。”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忙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可能是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我就说：“我帮你去修！”

    表修好了，可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于是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他常见中央领导同志。少奇当然是一看就明白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

    我觉得我和少奇的婚姻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黄峥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