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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慢慢闲下来的谢飞开始阅读父亲的日记，并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信件。两年前，他开始整理这些信件，编选了《谢觉哉家书》。《谢觉哉家书》纵贯近半个世纪，集亲情、乡情于一体，也从一个家庭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新。
珍贵的家书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25年，41岁的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他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苏区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长等职，其间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谢觉哉家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是1920年代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宁乡第一任夫人何敦秀及子女的书信，书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乡和家人的惦念、对子女的谆谆教导与对乡亲故友的感怀之外，还涉及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
第二辑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谢觉哉先生写给王定国夫人及子女的书信，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
第三辑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家乡干部和友人的书信，通过书信了解家乡的情况与变化，对当地干部的浮夸风等不良行为多有批评教育。
谢飞找到的第一封家书写于1919年5月2日，是谢觉哉写给自己的妹夫王养吾的，至今已经近百年。最晚的则是1963年，谢觉哉中风以后，用左手艰难写就，给家乡湖南宁乡县沙田大队的书记谢岳云，讲的是护林的益处。
1927年，常年在外教书、办报的谢觉哉，因为“马日事变”离开湖南长沙。此后，从湖北洪湖、江西苏区再长征陕北，因国共对峙，无法寄送家书，谢觉哉便与家人断绝了音讯。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到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联系。
除去这十年，谢觉哉与家人的书信再没有中断过。
在谢飞母亲王定国老人位于北京四环的公寓里，谢飞将这些已经泛黄变脆的书信仔细保存在一个半人高的金属文件柜里。翻开装订而成的文件夹，谢觉哉当年用毛笔书写的家书被仔细地贴在一张张白纸上。由于时代久远，这些保存用的白纸也有些微微变黄。
记忆的守护
谢觉哉14岁就开始写日记，21岁中秀才以后，成为当地有名的文人，更是常常到处去题诗，留下很多文字内容。之后他开始教书和办报，也写了很多东西。谢觉哉曾经把他的日记和一些文章留在家里，让家人保存在阁楼上。
1957年，谢觉哉离家30年后，第一次回乡，在老家的房顶上只找到了3本当时的日记，记录着1919年、1921年和1922年他所经历的种种。1920年代的一些记录当时已经被扔掉或者烧掉了。
一生爱写、会写的谢觉哉，面对丢失的笔记，抱怨留在家乡的孩子们：“让你们该务农的务农，能读书的读书，结果你们都要读书，怎么还会把我藏在家里笔记全给当废纸烧了、扔了。”
而正是这3本日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载。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事件，“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儿子谢飘曾问父亲5个圈的含义，父亲说是“共产主义者”，讲的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近年来研究父亲日记的谢飞分析，他们坐船到上海去，没有一个礼拜是到不了的，“所以不可能是7月1日开的会，应该是7月20多号开会”。决定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时至今日，谢觉哉的日记是唯一的物证。
有两样东西不能丢
日记是谢觉哉最看重的财富，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曾经感慨，“父亲一辈子，最宝贝的就是日记。父亲曾对母亲说，不管行军打仗多么艰苦，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个是日记，再一个才是孩子。”
行军中他把防寒的毛毯都扔掉了，但日记总捆在腰间。在延安生活期间，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晤谈，十分珍贵。对于那段历史，现有记载中最确切、最真实的文字记录就是谢觉哉的日记。
能够在“文革”期间保存下这些文字，谢觉哉和王定国无比艰辛。
“文革”爆发后，谢老和夫人王定国为保证日记本的安全，将日记本藏在王定国房间的空心沙发里，并用钉子把四周钉死。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突然被关进北京“监四号”囚牢，已经瘫痪的谢老艰难地挪到夫人的房间，爬上那条旧沙发，日夜躺在上面不挪步，用生命保护沙发里的“秘密”。
无奈之下，谢觉哉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并拖着偏瘫的身子，亲自把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3天后，总理收到来信，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
王定国回忆说，回到家时，谢老正孤独地躺在旧沙发上。王定国在谢老身旁坐下，用手抚摸沙发，谢觉哉会意，连忙小声告诉她说：“在！还在！”
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延安时期的马兰纸，记载着毛泽东的话语，周恩来的嘱咐，还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言论的几十本日记，在谢家人的保护和珍藏下得以保存。
谢飞说，也许以后会将谢觉哉留下的大量工作本、记录本捐赠给博物馆。而作为谢觉哉的儿子，他希望在有能力、有精力的时候尽可能地把父亲的东西整理、传播、继承下去，“终究孩子们比较了解父亲，出版以后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法制周末》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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