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贪腐源于特权

    清代乾隆时期，君主的权威登峰造极。乾隆帝作为绝对的权力核心而乾纲独揽，处于臣仆地位的官员则分享大小不等的特权。由于清廷对官员的特权没有程序性的法律监督，而是虚妄地宣扬官员高于常人的道德品行，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所以，从本质而言，官场贪腐势必成为特权的衍生物。

    乾隆时期，屡兴反腐大狱，平均两年就要殛殁一名两品以上的大员，但“奉旨”而非“奉律”进行的抄家，仅是选择性地消除贪腐的表象，并不清除贪腐本源——官员们的特权，表明抄家虽是反腐的极端举措，但充其量不过是君主驭官的重要手段。君主以一人之力和一己之智，应对成千上万官员错综复杂的贪腐苞苴，是以君主给予官员特权的同时，也让其陷入体制之彀。随着权力金字塔的上升，官员所获得的各项利益逐级增多；对各种利益的无止境追求，又使得官员成为自身欲望的奴仆，给自己套上了被君主所操控的绞索。因此，官员不得不利用各种隐规范，以实现和保护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他们表面尊崇堂皇的道德和宪典，实则揣摩君主的意图和好恶，不择手段地向君主靠拢，以获得高于同侪的特权和利益；另一方面，官员之间结成利益同盟，相互饰隐，形成隐晦的官场规范，与君主抗衡，并按照权力金字塔结构分享各种额外利益、官场不法所得。

    在乾隆时期，贪官和廉吏是君主的不同工具，贪与廉的判定有时甚至取决于君主的一念之差。因此，依君主个人意志严惩各类贪官的“奉旨抄家”而非“奉律抄家”，充其量可以成为大众的庆典，于治贪却无长久之功。

    （《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马俊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