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来在上海

    1937年3月至7月这短短的4个月中，周恩来在上海活动频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有效的工作，其高效令人敬佩。

    重返上海

    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重返上海。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往江西中央根据地。而在此前的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33岁的周恩来身穿对襟中式短上衣和裤子，一副广东熟练工打扮，在暮色掩护下，悄悄来到上海南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一艘外国轮船，满怀惆怅地结束了在此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工作，去了香港，随后再辗转广东和福建，12月底才安抵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5年零4个月后，他又回到了这片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拜访国民党故旧

    1937年3月底，周恩来路过上海赴庐山和杭州等地，先后和宋美龄、宋子文、和蒋鼎文见面，晤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和南京等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周恩来和朱德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

    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在上海探望宋庆龄，征求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对此表示支持。

    1937年7月，周恩来就在其下榻的新亚酒店，通过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战线负责人潘汉年的安排，秘密会见了此时寓居上海的叶挺。

    周恩来希望叶挺出面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他示意叶挺联系其保定军校的校友、正在上海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以及张发奎等国民党军政高层，促进此事的尽快落实。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向陈诚提议，由他主持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叶挺还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此发扬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

    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出于叶挺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考虑到叶挺不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0月新四军宣告成立。

    “还是叫你沈瑞先同志吧”

    1937年7月10日晚上八点，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中共地下党员夏衍如约在上海大光明咖啡馆见到了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带着夏衍，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看到了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裤的中年人。这位中年人和夏衍重重地握手，开口就是：“还是叫你沈瑞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紧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我，周恩来。”

    此时此刻，就连见多识广的夏衍也大吃一惊：难道面前的这位儒雅倜傥的人竟会是率领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的军委主席？这和夏衍不久前在上海的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周恩来照片，那位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苏区的军人形象，相距甚远！

    周恩来看出夏衍的拘谨，连忙倒茶聊天：“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针对夏衍不愿意和国民党上层打交道的顾虑，周恩来耐心劝说，夏衍曾经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和组织部长，有很多国民党上层朋友，中共党内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多。“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夏衍接受了周恩来的嘱咐。他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和恩来同志见面。也是这一次谈话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同志

    1937年周恩来逗留上海期间，曾经三次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向上海地下党了解情况，沟通消息，布置任务。

    周恩来向刘晓等指出，上海地下党组织可以发展一点，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要搞清楚党员的政治历史情况、阶级觉悟和政治品质。对负责干部要特别注意隐蔽条件。只有适合搞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才能留下，其余的可以送去延安或者新四军地区，以此保护干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对刘晓再次叮咛，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包括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都应该围绕抗战这个总任务，同时搞群众运动不能离开隐蔽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上海地下党就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些嘱咐，从上海的实际出发，使得上海的地下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解放日报》9.1 徐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