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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汉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刘春霖为日伪政权效力，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怒斥……
慈禧太后钦点的状元
刘春霖，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甲辰科状元。第二年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他便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被称为“末代状元”。
有关刘春霖高中状元之事传闻甚多。据说是由慈禧太后钦定的。殿试后，主考大臣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儿吉兆。她先看了几个人的卷子，觉得都不合自己的心意。当看到刘春霖的考卷时，卷面上那清秀隽丽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详“刘春霖”三个字，更是频频点头。原来，这一年大旱，慈禧联想到“春霖”即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刘春霖籍贯直隶肃宁，更觉得这个地名符合她盼望肃静安宁的心愿，于是点刘春霖为“一甲头名状元”。
刘春霖得中状元后，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1927年以后他辞去公职赋闲在家，先寓于上海，后移居北平（今北京），其地址是今天的西城区新文化街（原石附马大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辞官后，他终日以诗书、字画为伴。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刘春霖看了“诏书”，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郑孝胥说：“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倍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铺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俗称“东洋货”）的店铺，有的商铺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铺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铺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铺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藤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镇服，灰溜溜地走了。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于是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他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王揖唐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北京晚报》8.20 户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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