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

    媒体能担负起如此多的责任吗

    网曝山东平度八旬孤寡老人李树荣，土地被原村干部卖掉，没有低保，“饿得只剩皮包骨，一辈子也没安上电灯，7年没吃过一顿饺子”。这个消息在微博热传并落地传统媒体之后，老人申请了一年的低保待遇忽然落实了，并顺利搬入敬老院。

    福建华安县一名74岁老人到电信局办业务，却被要求开具健在证明。当地派出所表示没有开此证明的义务，但“为了老人家少走弯路，不得不开”，并在证明中批评电信局，“身份证户口本都还在，还要开健在证明，有必要么?”

    这些都是48小时以内的热点消息。除此之外，在过去几十年中，媒体还曾负责发现腐败、平反冤案、拯救被虐儿童、揭露污染企业，把蓝矾韭菜、甲醛白菜、“920”蔬菜和毒生姜一样一样摆上台面，将已经现身的真凶“领到”上级机关面前。

    有时候，体制内的矛盾需要借媒体这样一个外力来推动解决；有时候，地方某一项目希望借媒体的力量来获得重视和格外关照。但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把媒体而不是上述那些问题，当成重点盯梢的对象。媒治社会的景观，不知道能否用“光怪”二字形容。

    （光明网 8.12）

    如何才能破“邻避效应”

    近日,上海一个挂满“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权”等横幅的小区引发关注。为了阻止小区旁边建养老院,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心仪雅苑小区的业主们除了拉横幅,还写联名信,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个养老院项目的不规范之处。

    事实上,在这些反对者中有不少是老年人。一位老年居民表示,自己无法承受每天看到将死的失能老人。还有居民担心,养老院会造成房价下跌。

    “只要建在别人家就不反对”的群体心态,属于典型的“邻避效应”。破解邻避效应没有特殊途径,决策透明化和民主化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摆脱“权力主导”的思维,回归于“权利至上”的维度,重视和尊重权利的诉求,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要保持基本的权利敬畏。至少在程序安排的过程中,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并粗暴践踏,相反应俯身向下倾听民意,并与之真诚交流沟通,就相关细节磋商,方可消解误会与分歧,并最终形成利益一致。

    （《新华每日电讯》8.12 唐伟）

    提倡全民阅读需提高出版物质量

    我曾网购一本介绍外国画家及其作品的书——《城域外的呐喊》。翻开书还没细读，就从关于法国画家米勒那章发现了问题：米勒的名画《拾穗者》在同一页里分别被写成《拾穗者》《拾穗》和《拾麦穗》。翻阅全章，忽而《拾穗者》，忽而《拾穗》或《拾麦穗》，真是五花八门。

    我把书中问题告诉了一位画家朋友，对方并不惊奇：“可能有些材料是从网上直接复制的，粘贴后也没看，所以就五花八门啦！”由此反映出作者、编辑的工作是何等草率，心态又是何等浮躁！

    朋友认为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说自己买了本新出版的《西方名家色彩大范本》，中国作者编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令人称奇的是在介绍莫奈的篇章里，竟将莫奈的四幅画署名为马奈。

    另外，还想谈谈出版物形式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许多书报杂志字体过小，油墨太浅，让人读着非常吃力。有些书，由于装帧设计追求时尚，影响了阅读。我遇到不止一本这样的书，设计得花里胡哨，书里正文用了许多彩纸，有的是深底白字，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面对这种书不禁感叹：内容很好，但读起来实在太累。

    报刊书籍不是供人阅读的吗？而那些出版单位却忽略了这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让它成为装饰品。提倡全民阅读，首先需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包括内容及形式。

    （《中华读书报》8.12 龙飞）

    环境监测事权上收国家的喜与忧

    日前从环保部传出消息，环保部已经就国家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事宜与财政部达成一致，将分三步完成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事权的上收，真正实现“国家考核、国家监测”。

    环保部上收环境监测事权，就是为了从根本上避免环境监测数据在地方的行政干扰之下，被人恶意编造、篡改。此举，是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打击环保数据弄虚作假的必然要求。

    不过，仍有一个让人忧虑的问题，那就是，环保部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环保监测事项。这个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会不会只是一家一心追逐利益的机构？会不会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同流合污，在环保监测数据上仍然造假，将不达标变达标？会不会是与环保部有着千丝万缕利益联系的“红顶机构”，打着第三方机构的旗号，行着公权敛财之实？

    环境监测，必须做成纯粹的公益性事业。否则，虽然摆脱了地方的行政干扰，却陷入了腐败不断侵蚀的泥淖，得不偿失。

    （《民主与法制时报》8.11 何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