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静静的顿河》

    莫言虽然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20世纪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但《静静的顿河》这种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其实也正在参与莫言文学世界的艰苦建设。

    西直门座谈会

    莫言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1905—1984）的著名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关系，源于1984年秋在位于北京市西直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招待所召开的有关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对此，莫言回忆道：

    会上一批老军事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忧心忡忡，他们拿着苏联的战争文学作比较，苏联的卫国战争只打了四年，可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层出不穷，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家也是一批一批又一批，说有五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历史和共产党的历史差不多是一样长，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但是真正反映战争的文学，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经典著作一部也没有。

    当时我就憋了一股子气，我就一定要写一部战争小说，后来就开始写《红高粱》，1985年春天写的还是1984年年底写的，我记不清了，是1986年3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

    在西直门召开的座谈会使莫言对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有了深刻印象。这部“经典著作”暗暗变成了莫言写战争小说的榜样和标杆，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持久长远的影响。

    莫言有关《静静的顿河》的叙述

    1984—1991年之间，莫言大概不止一遍地读过《静静的顿河》。我在读莫言这一阶段创作的战争小说《红高粱家族》时发现，其中有些段落隐含着《静静的顿河》的痕迹。比如，在家乡附近田野、河边惊天动地的残酷厮杀，纵马奔跃的勇敢的战士，热烘烘的泥土气息，疯长的野草，膨胀的情欲，英雄豪杰视死如归的旺盛生命力。土匪余占鳌形象里是否有葛利高里的影子？豪气冲天的“我奶奶”是否是婀克西妮亚的托生转世？都颇令人狐疑，也激起查勘的兴趣。一个有用的材料，在帮助人们向这个问题作出推理。

    拜莫言为师写小说的李大伟，在自己1991年初的日记中写到：

    199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莫言先生对我说起《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一下子勾起我对这部巨著的回忆。先生似是自警自策，又似惋惜和不甘。他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成为世界性的作家不容易也容易……。如今要写出《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这样巨著的机会不多了。环境、机遇、经历，一个作家把握作品的能力，是一种复杂的情绪，连写《红高粱》时的感觉，目前也找不到了。说完，先生迷离的目光就绕过我，转向窗外，凝望春日午后的远天，半晌不语。

    如果说李大伟所说是一个孤证，还不足为信。那么，莫言后来的一篇文章，对这个材料可能有一点点支持的意味。在这份材料的一前一后，是两部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的问世。

    1995年，莫言在县城南关的家中写《丰乳肥臀》。右手中指磨起了厚厚的老茧，莫言的手稿字体工整清秀，一丝不苟，一遍成功。这都是勤奋的见证。一年后，北京城内外出现了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批判风波”。莫言多年来想写一部《静静的顿河》这种非凡巨著的愿望，突遭袭来的风暴。人们从他对自己小说的辩护文章中，读出了与这部作品的联系：

    为什么张炜《古船》迟迟得不到茅盾文学奖，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写了历史真实。什么叫历史真实，难道他们写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吗？你可以说我是历史唯心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革命过程中一个片面，局部的现象，没看到整体性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小说家他不应该去考虑整体与片面的关系，哪个地方最让他痛苦，就应该写哪个地方。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顿河哥萨克为什么叛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镇压过分了，波及了中农，杀了不该杀的人，当然他们要叛乱了，很多无罪的人都枪毙了，活着的人人自危，一有机会，当然要叛乱。《静静的顿河》第二部在杂志上一发表，也是骂声一片，讨伐声一片，说肖洛霍夫是为白匪写作，是白匪的帮凶。 

    莫言还说，自己离开部队后，“产生了一种回头来写一篇战争小说的愿望，切入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生活”。但是，光有这种愿望也不行，它需要借用以前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某些资源，心里有某种有形无形的艺术范本。我以为，《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就是这样与莫言的创作发生神秘的交集的。它们触发了他对中国的“过去的历史生活”的想象。

    “肃反”与小说

    莫言的创作与《静静的顿河》除了外在的联系外，还有一种历史的联系，这就是20世纪上半叶苏联和中国都发生过的“肃反运动”。“肃反运动”起源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巩固革命政权的岁月。阿普尔鲍姆（美国作家）在一本书中写道：“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恼羞成怒”，当局赞成“逮捕乘坐头等车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1930年代，斯大林为强制建立集体农庄，对地主、富农采取了消灭和驱赶的政策。受其深刻影响，中国的各根据地对革命异己和地主、富农的镇压持续不断。1940年代末有缓和迹象，但个别新解放区仍执行极左政策，在土改工作中效仿苏联和老根据地的激进做法。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说：“土改时，我们家乡那一片属于胶高县。据党史县志记载，当时执行了华东局（康生）的极左政策，搞了扩大化，乱斗乱杀，地富扫地出门，还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时间长达四十多天。事后虽然纠偏，但人头不像韭菜，割掉的长不出了，扫出去的人也回不来了。我们那儿解放军和国民党搞拉锯战，小小高密城就解放了三次，可见斗争之残酷。所以还乡团这一特别产物只在山东、苏北一带出现。解放军撤走了，还乡团回来后就反攻倒算，杀害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农会干部和贫下中农，共产党队伍回来后就镇压了还乡团。由于战争，我们那儿的一切古旧建筑毁坏殆尽。” 

    考证要查证一个事实，它其实还在组织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牵涉到莫言为什么写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主线。再往前推，它又与1980年代中期，他在西直门参加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听老作家、评论家们提起《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这个“前因”接在了一块。前因后果经管谟贤和莫言听老人讲述家乡残酷肃反运动的故事的发酵，就建立起来了历史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就是作家创作《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小说的立足点。在解释这部小说与《静静的顿河》之间，为什么会在一种新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碰撞和对接的现象时，莫言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历史上的还乡团现象与顿河哥萨克的叛乱有几分相似。他们批判我时，我本来也可以这样辩解，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譬如我们大栏村的张姓地主就是个善人，乐善好施，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他没有罪，但贫农团把他打死了。高平庄我四叔的表弟是雇农，一直给人佃工夫，扛长工，日本人要选维持会长，谁也不愿当，没办法，只好抓阄，不巧让他给抓到了。当了两年，经常挨日本人的枪托子，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但共产党还是把他枪毙了。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这些东西我写了，还乡团的残酷报复我也写了，我已经很明确地点清了产生还乡团的前因后果，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是比教科书上更加真实的、更加让人痛苦的历史。 

    在这里，莫言这段话不仅仅是为自己辩解，而是有一种历史长度的考虑在里面。他不是在孤立地看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而是通过与苏联相似的历史事件相比较，通过这种综合性的视野开阔的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国家发展的崎岖和复杂的状况。这样，他才把苏联的肃反纳入了进来：“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顿河哥萨克为什么叛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镇压过分了，波及了中农，杀了不该杀的人，当然他们要叛乱了，很多无罪的人都枪毙了，活着的人人自危，一有机会，当然要叛乱。” 

    结尾

    莫言虽然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20世纪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种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其实也正在参与莫言文学世界的艰苦建设。

    一些材料证实，莫言对《静静的顿河》早就喜爱有加并多次谈论，他要把这种史诗性的小说舞台移植到高密东北乡来的企图，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他敏感到高密东北乡更接近《静静的顿河》那种浑朴苍茫的乡土气质，而不是《战争与和平》那种知识者的文学气质。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考证方法和视野的欠缺，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和可能看出作者的这种文学野心。

    压题图为：电影《静静的顿河》剧照

    （《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程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