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送生”古今谈

    抗战初期，京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迁至西南边陲，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一时大师云集，名震中外，很多达官显贵想把子女送进该校。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学校多有帮助，也想让女儿就读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却说：“想成为联大的学生，我们欢迎，但必须考试合格。”1938年，龙云的女儿落榜，龙云让秘书找梅贻琦疏通一下。没想到，秘书却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被录取。”言外之意，不要自取其辱。

    民国社会纵然有很多为人诟病之处，但当时的教育的确办得风生水起，原因之一或许就是有很多对教育、对制度怀有敬畏之心的人士。

    唐代《唐国史补》有“不试而贡”的说法，即可以不用参加州府一级的解试，就可直接参加省试。取得这一免试资格叫“拔解”，类似于今天的保送生。设立之初，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考试公平，因为只有京兆府以外的考生才有资格获取拔解。当然，难免有人会钻制度的空子。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宰相令狐绹之子令狐滈在未取得拔解的情况下免试越级及第，舆论大哗。令狐滈无解及第，当政后又卖官鬻爵，被讽为“无解进士”。此事在宋人的笔记中多有提及，可见影响之劣。而“宋时亦有不须再试而送南宫者，谓之免解进士”，当然也有人玩猫腻儿。

    免解进士也好，保送生也罢，初衷虽是为了公平，却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更大的不公。今天，无论是“超级中学”占据保送生名额的半壁江山，还是权力干预保送，保送生制度背后的不公和腐败问题令人触目惊心。

    （《中老年时报》8.5 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