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9月份以来，官员违纪通报中“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有12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
这些对抗组织审查的“顽固分子”花样颇多，串供、转移赃款赃物是“标配”。例如，刚落马不久的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还有更极端的行为。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也越来越频繁。
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介绍，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在“反四风”调查中，也有很多对抗调查的案例。由于调查“四风”问题时没法采取强制手段，很容易走漏消息。一旦走漏消息，就可能出现串供等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
比如，有的地方领导安排公款送节礼，为了逃避责任，与办公室主任、司机等串供，使纪委“久攻不下”。更有甚者，在县领导因购买和乘坐超标车被纪委调查时，办公室主任主动站出来揽责，替县领导“分忧”。
对于瓦解“攻守同盟”，纪委工作人员有自己的方法，因为“同盟”内部，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非牢不可破。江西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要选准突破口，坚持先易后难，争取在外围调查中获得关键证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作用，加强各单位的协作配合，形成合力。
（《北京青年报》8.9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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