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郭沫若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乔装回到祖国，积极投身抗战大业。郭沫若对战争中人民的艰苦生活有深切的了解和悲叹，他本人也有过痛苦和落寞，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动摇抗战必胜的信念。

    组织文化界从事抗战大业

    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创办《救亡日报》并出任社长。大家约定不取稿酬。不仅郭沫若、潘汉年、夏衍等报纸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上海文化界的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人也都义务为报纸写稿。该报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呼吁抗战的重要阵地。

    1938年4月，郭沫若奉命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三厅甫一成立，即组织了一个扩大宣传周，开展宣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多种宣传活动。除运动式的扩大宣传和慰劳活动外，三厅的一些附属团体，包括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等，都为前线输送了实实在在的精神食粮。

    呼吁“把人当成人”

    抗战时期，由于影片和相关器材进口的困难，很多艺人都转向话剧演出，中国现代话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陪都重庆成为话剧的乐园。1941-1943年间，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为抗战话剧演出增添了新色彩，成为大后方人民温馨美好的艺术回忆。

    《虎符》取材于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郭沫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把人当成人”的启蒙精神注入其中。为了“人的尊严”“我的尊严”，如姬自杀在父亲的墓前。这一曲争取“把人当成人”的悲歌，荡气回肠，是郭沫若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主题。《棠棣之花》中的聂嫈、聂政姊弟，《屈原》中的屈原、女媭，《高渐离》中的高渐离，《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为了争取“把人当成人”，都用他们脆弱的身躯，做了最大力量的抗争。

    把困窘中的文人学者“当成人”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物质极度匮乏，文化界人士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陷入困窘之中。

    但郭沫若并不悲观。新诗《轰炸后》写废墟中的男人问他的妻子：“窝窝都遭了，怎么办？”（意思是说房子被炸了）“窝窝都遭了吗？/女人平静地回问着。”中国人民对战争和贫穷的这种坦然平静的态度同样深深触动着郭沫若：“这超越一切的深沉的镇定哟！”他从中汲取力量，用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团结大后方的学者文艺工作者共度难关。

    作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本人的生活也不好过，接近他的作家刘盛亚说：“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即便如此清贫，郭沫若仍然愿意将“红萝卜”与那些贫穷的文艺界朋友分享。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老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郭沫若闻讯田汉生活艰难，特意给田汉写信，“吾弟生活极窘，近已知其详尽”，愿意将历史剧《高渐离》的稿费赠送，“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

    郭沫若更多的是用赠诗、题词等文艺界特有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文学艺术家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扶持和鼓励他们健康成长，共同为抗战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8.7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