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国有执照的病理医生仅九千余人，按照每100张病床配备1~2名病理科医师计算，缺口高达4~9万人。
病理诊断是指对手术切下或尸体解剖取下的肿瘤标本，固定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进行组织学检查，以诊断疾病。
被“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称为“医学之本”的病理科，在中国正沦为不受重视的“辅助科室”。打开各大医院官网的科室概览，大多数没设病理科。
2015年6月初，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一名进修医生给院长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他陪同学母亲到该院看病的种种遭遇。
患者因上腹胀痛伴恶心、呕吐，先后在当地县医院及市医院住院诊治17天，做了4次胃镜检查。临床高度怀疑恶性病变，由于胃镜活检困难，无法确诊，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活检困难，建议会诊。”由于基层医院缺乏病理检测能力和手段，这种转诊十分常见。
患者到了湘雅二院这样的三甲医院，主诊医生在没有病理确诊的情况下认定，基本确定是十二指肠恶性病变，不用等病理报告，必须立刻做肿块肠段切除。患者决定等待病理结果，几天后结果显示是“非霍其金淋巴瘤”（一种血液病，以化疗为主，不用手术）。
中国特色的病理会诊
大批患者和家属从三四线城市赶到大城市来，手上握着病理切片，堵在三甲医院病理科门口。尽管目前各种检查技术飞速发展，但“病理诊断仍然是肿瘤各种检查方法中最可靠的金标准，也是疾病的最终诊断”。孙保存说，他所在的天津肿瘤医院，拥有着国内最大、最先进的肿瘤组织标本库，肿瘤样本高达45000份。
2015年6月的一天下午，天津肿瘤医院的乳腺病理科被挤得水泄不通。付丽教授是科主任，她每天都会看上数百张切片，腰椎病、视力下降、慢性神经损害等几乎成了病理医生标配的“职业病”。2014年，天津肿瘤医院光接受各地疑难病理会诊切片就有四千余例。有的病人带着三四家医院不同的病理报告来到大城市。
任重（化名）是其中的一个。48岁那年，他先后被诊断为丙肝、肝硬化并增生结节乃至肝癌。在三次转诊之后，各医院给出了不同的建议，其中武汉一家三甲医院建议他进行肝移植，几乎意味着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思虑再三，他决定去美国进行手术。美国顶级的梅奥诊所却得到出乎意料的诊断：由于干扰素的使用，丙肝已经控制90%了，可以停止治疗。
这样在病理不明的情况下盲目转诊的经历时常发生，患者成为了病理科困境下最大的受害者。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郑杰感触颇深。
不久前，一个病人在二级医院诊断为肝细胞腺瘤（一种肝脏良性肿瘤），于是按照良性肿瘤治疗，很快便发现了转移。等病人把病理切片拿来给他会诊时才发现是肾上腺皮质癌，最佳的诊疗时机已经错失。
病理医生的困境
“没人干、没人会、没学生学”，这是中国病理界的现状。十年前，天津肿瘤医院只有800张床的时候，他们有12个病理医生，如今床位是原来的三倍达2400张，病理医生也只有18个。
病理科医生抢手却又不受重视。很多病理科被划分在大检验科里，仅有的空间就一两间房，位置则紧挨着洗手间和走廊拐角。
越来越多的医生不愿意选择病理。齐丽莎是被孙保存硬拽回来病理科的，病理医生的艰辛让她难以想象：医生、技师取材时要忍受各种脏器、组织散发出的腥、臭味，尤其是有些肠梗阻的标本，常常还有粪便、腐败组织。
收费过低也一直被病理界所诟病。据北京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林冬梅介绍，北京目前的收费价格还是20年前的价格——常规诊断每例40元。而在美国，一个病理活检的诊断费用为100至150美元。
更让大多数医生都难以接受的是，病理收费中医生的诊断费用几乎为零，医生的付出完全得不到尊重，让人感觉是“耗材养着医生”。
科室收入与医生收入直接挂钩，通常病理科医生的收入只有外科医生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为了留得住人，孙保存只有动员年资高的医生连同自己一起把奖金拿出来，全科均分。
发病理报告“慎之又慎”
在医疗系统，发病理报告是慎之又慎的事情。在要求严格的大医院，只有副主任医师或以上级别的医生才有资格在报告上签字，这一笔至少需要15年。但即便这样，并没有多少患者真正理解病理诊断的价值。
有些临床医师认为病理诊断就是简单“看一眼”的事情，提供的病理申请单只提供寥寥一句话“背部肿物”。要知道具体肿瘤大小，生长速度，与皮肤或深部组织的关系，既往有无肿瘤史等都会对病理医师诊断的思路有很大帮助。
让病理医生更担心的是医疗风险。齐丽莎说，几乎所有的病理医生发完病理报告后都提心吊胆。想象一下患者在手术台上躺着，等着病理报告来决定着手术切除的程度和范围。病理医生二三十分钟做出的判断便让手术医生手起刀落，因此，从取材到诊断都“步步惊心”。
尽管病理诊断是金标准，但疾病在不同年龄、性别的病人甚至是同一个病人身上的不同部位都是千变万化的，有些复杂病例在当时可能得不出明确诊断。但临床病理切片或组织要求在病理科保存十五到三十年，随着医学发展和一些分子诊断技术不断应用于临床，十年前仅通过显微镜观察做出的病理诊断，如今通过免疫组化或基因检测看可能就是错误的。
“每个病理医生都可能站在审判席上。”天津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邱志强感叹，很多有签字权的病理医生都去过法院。
因为病理医生承担着高压和风险，所以，优秀医生会选择退出行业。在医患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出于“病理界的自我保护”，医生的病理报告措辞也越来越谨慎，常常是“高度怀疑”“可能是A或者是B”“不排除C”这样的描述。但大家都很清楚，“到最后还是病人倒霉。”
（《南方周末》7.16 袁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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