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日前表示，对人口数量的认识急需摆脱旧有范式。
一直以来，以数为中心的人口观念深入人心，从上到下，总是觉得人口数量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
无论是对人口总量、总和生育率的“高估”，还是对生育反弹水平的夸大，都显示出相关部门对数量的过度敏感。为什么要以不同的方式强化中国人口的数量压力、“建构”出种种人口数量问题危机呢？有不同的解释，包括维护部门利益和扩张权力等。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本还是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已经背离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数”为核心，以提高“人均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片面夸大了人口数量的副作用。
这就导致任何事情都能把人口作为替罪羊，交通拥堵是因为人太多，空气污染是人太多，孩子上学难也是人太多。这样形成一个认识惯性，谁都不愿意认真思考和解决问题，往人口多身上一推就行了。
考察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本质的是要以动态结构观审视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是否有利于发展。
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有这样一种担忧，万一放开了，大家都抢着生怎么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变化了，生存的物质条件发生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变化了。这跟他们的父辈是完全不同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劳动力充足和人力资本不断提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的人口要素条件。
美国学者哈丁提出过著名的“公用地悲剧”概念。在哈丁看来，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在公用地上多增加一份负担。但是哈丁没有想到，发达国家会陷入另一种人口困境，另一种“公用地悲剧”。在发达国家，不生或少生孩子变成了符合个人利益的选择。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加速老化和衰减，这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体人口的福利维持和提高。在发达国家的“后公用地悲剧”中，每少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公用地上少了一份财富。
（《第一财经日报》7.23 王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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