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30年的寻觅

    退休前夕，我终于找到了寻找了30年的小学老师！但找到老师的结果却是我没有料到的。

    那次去浙江省天台县采访，我顺便向县委宣传部时任副部长王正多打听我的小学老师，他是天台人，名叫张云洲。在我短暂的求学生涯中，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深远，因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

    1957年，我父亲因文惹祸被划为右派，被逐出杭州遣送回乡监督劳动。从此我成了右派的儿子，我入读的是临海县（现临海市）花园区龙岭公社兰田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新来了一位班主任，叫张云洲，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有一次，张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作文是我的强项，我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那篇作文我写得神采飞扬，一气呵成，我断定，我的作文应能作为范文。

    终于等到了那堂课，作文本在讲评前发了，没有我的。我更坦然了，肯定是老师把我的作文留作讲评。然而，张老师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我心慌了。

    恐慌中，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他冲我点点头，微笑着说：“好好看看！”下课铃一响，我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急切地打开作文本。张老师在批语中热情地赞扬了我的作文，并以探讨的口气，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些？”“这一段如果能……可能会更生动。”

    我的老师竟平等与我探讨文章写法！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啊！那是极左时期，张老师明知我出身不好，仍不避讳，常在班里表扬我，这使我在饱受欺凌和歧视中感到了人性的温暖，自信逐渐恢复。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同学们用白眼、唾沫、咒骂、殴打来表明鲜明的阶级立场，5年级没读完，我就被迫辍学。不久，张老师也离开了我的母校，从此音讯杳然。

    二

    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父亲右派改正，高考恢复。我鼓起勇气跨进考场，那份勇气中，有张老师给予我的自信。

    1983年我大学毕业即入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工作。从此我便开始寻找张老师，我多次回老家临海采访，每次都打听张老师的下落，却一直未果。

    1989年5月，我到天台调研教育，顺便向教育局打听。教育局很重视，马上查，还是没有。“再找找，在离退休教师中找！”王副部长给已退休的县教育局长打电话。当晚，我们正吃饭，王副部长手机响了：“……找到了？张老师在平桥镇！”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当晚，我见到了张云洲老师。这是我寻找了30年、离别46年后的见面！记忆里伟岸挺拔的身躯已变得清瘦干枯，眼前的张老师，发斑白，背微躬，凌厉的目光已变得平和慈祥，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张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温家岙的叶辉啊！”我握着他的手说。张老师笑着，“温家岙？我记得有戴荣光。”“我与戴荣光同班！”我希望能勾起他的记忆。“有陈三香。”“对，陈三香高我一级。”“还有小美，他家曾失火……”张老师的目光开始躲闪，似乎是为自己的遗忘而愧疚。

    “我爸爸是从杭州下放的老师。”我竭力帮助他寻找记忆。难道30多年来让我寝食难安的老师竟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我不甘心！张老师张了张嘴，终于无法记起我来。

    我没想到，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我苦苦寻找了30年的老师，却对我毫无印象！然而我很快平静了。对他来说，肯定和激励学生，这太平常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激励和肯定竟会使这个学生增强自信，走出自卑，彻底改变命运。老师可以忘记学生，而学生却永远忘不了老师！

    告别时，我嗫嚅着试图表明我的感激，但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但此时我的心绪已恢复宁静，毕竟，我终于找到了寻找了30年的老师！

    （《光明日报》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