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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法海寺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翠微山南麓，法海寺美，美在那10铺彩绘壁画。因为它的珍贵与精美，近百年来，有名家的珍爱，也有默默的守护，他们与法海寺壁画结缘在历史年轮的某个点上，在岁月的烟云里，成就了一段壁画的传奇。
被壁画打动的两位西方女性
1933年，24岁的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来到中国，她刚来到北平就拍摄了法海寺，她说西山“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
为了拍摄位于暗处的室内壁画，她的影友用小轿车喇叭的橡皮球茎，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使之发出巨大的光亮，对暗室中的拍摄非常有帮助。在拍摄法海寺内的明代壁画时，由于过于专注，赫达·莫里逊不慎把自己烧伤了，迫不得已将原计划放弃。
当年赫达·莫里逊靠一台照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颗捕捉东方艺术敏锐的心，为我们留下了法海寺82年前的真实模样。如今人们到法海寺，已经见不到壁画前石台上神态各异的罗汉像了，那些罗汉像已毁于“文革”，幸好人们还能从赫达·莫里逊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他们曾经的模样。
另一个记载法海寺的人，是英国女记者安吉拉·莱瑟姆，除了影像，她还写下了宝贵的文字《发现法海寺》，在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章中，她写到：“我们发现殿内四壁都布满了壁画！我们兴奋地打开了该寺庙的其他门，利用一面镜子把阳光折射进了殿堂内部。令人惊奇的画面顿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其他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安吉拉·莱瑟姆的报道和照片刊登在1937年《伦敦新闻》画报上，法海寺从此名扬四海。
郭沫若意外发现壁画
1956年，法海寺走进了另外一位名人郭沫若，此时的法海寺，正用作北京九中的男生宿舍，北京九中是1952年迁到承恩寺的，法海寺则成为男生宿舍。学校非常重视文物保护，不准学生随意进入大殿。为了保护壁画，特意用荆条编制成护板放在壁画前面，避免壁画受损。
当时九中看管寺院的宿舍管理员吴效鲁为郭沫若打开了大雄宝殿的殿门，请他参观殿内的壁画。尽管殿内的光线暗淡，墙内布满尘土，但这位著名的文物专家一眼就看出了壁画的价值，他认为，法海寺壁画是与敦煌石窟、芮城永乐宫壁画一样宝贵的艺术珍品，应该妥善保护。临走的时候，郭沫若握住吴效鲁的手，认真叮嘱说：“这里的壁画很好，希望你能好好看管。”郭沫若的一番话，让吴效鲁觉得自己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并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壁画。
郭沫若回到单位后，很快就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保护法海寺壁画的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法海寺为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一支古建队进驻法海寺，对法海寺壁画的大殿进行修缮，并安装了避雷设备。
老校工拼性命护壁画
法海寺壁画面临的最大劫难还是在“文革”中，如果没有这位“拼将性命护丹青”的老校工吴效鲁，也许今天我们将无缘再见这些瑰宝。
1950年，吴效鲁调到坐落在翠微山的法海寺内的九中分校，负责照料教师的办公室，他还敲过钟、管过伙食、巡过夜、看过大门。“文革”之前，他又第二次上山，住到法海寺内，做南寺宿舍的管理员。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拿着法海寺大雄宝殿钥匙的吴效鲁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九中的“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要上山“造反”。
吴效鲁当时虽然非常紧张，但他还有某种侥幸的心理，他想，或许学生们只是喊喊，不会真的上山。哪知，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果然身穿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上拿着刀斧棍棒等打砸工具，气势汹汹冲上山来了。因为是九中的“红卫兵”，知道大雄宝殿的钥匙在吴效鲁手里保管着，所以一进庙，他们就高喊着叫吴效鲁打开殿门，吴效鲁尝试着给他们讲壁画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意义，但这群“热血沸腾”的孩子根本不听，大声高喊着“破除四旧”“造反有理”……此时，“红卫兵”们似乎也失去了耐性，威胁吴效鲁，如果再不交出钥匙，就开始砸门，冲进大殿，开始“革命行动”。
吴效鲁心里盘算着，看来不让他们砸点什么，是过不去这关了，他掂量了一下，觉得壁画是珍贵的国宝，五百多年保护至今，不容易，一旦毁坏，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泥塑的佛像，是一般的工艺制作，毁坏之后，将来还能再塑。于是，他凭借着敏捷的思维和与这些“红卫兵”们平时良好的关系，双方达成了协议，毁塑像，而留壁画，否则他将以死相拼。说罢，吴效鲁抄起一把早就准备好的砍柴的斧子，威风凛凛地站立在壁画墙前。这些“红卫兵”一看吴效鲁拎着斧子要拼命的架势，真就砸了塑像后，没敢毁壁画，下山去了。
20世纪70年代初，74岁的吴效鲁去世。他去世后，另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老师邱松岩，受北京九中之托，继续掌管法海寺壁画大殿的钥匙，终使壁画在“文革”中未遭破坏。
(《北京晚报》6.29 杨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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