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

    万伯翱说，父亲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有时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有过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2015年7月15日，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享年99岁。万里长子万伯翱在治丧期间接受记者专访，回忆万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万伯翱18岁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一待就是10年，在风雨中他锻炼成一名作家。

    “我要人民群众”

    记者：您是传记文学作家，如果来书写父亲的一生，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亮点是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父亲去世后，让我很惊讶的是，全国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我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父亲的灵堂，不仅有高级官员前来吊唁，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发来祭拜的普通农民、工人。有个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主动来灵堂祭拜父亲，他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分在一组给公厕淘粪。副市长以身作则挑粪，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父亲晚年对环保很关心，有人主张在三亚建一个化肥厂，国家环保局官员给他汇报此事，父亲就批示了坚决反对在三亚建任何污染企业。他还批示对家乡的东平湖，一定不能污染，主张把重工业迁移出来。

    父亲去世前一周，因为肺炎感染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在他住院期间，有天我来医院看他，他告诉护士，“这是我的大儿子，我儿子来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亲陷入昏迷，之前医生要给他做血液透析，他摆手坚决不肯做。他最后是自己闭上眼睛的，走得比较安详。

    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

    记者：有人说，您父亲是中国改革的标杆式人物，您怎么看？

    万伯翱：我认为父亲的特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50年代，父亲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父亲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我父亲承担具体指挥工作。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我父亲：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学习万里的速度。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父亲担任铁道部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称为“正点部长”。

    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经历是在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尺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亲改革的是陈云，后来邓小平也表态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农业改革，安徽的农业改革突破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邓小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父亲对当下的改革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父亲对腐败嫉恶如仇，父亲说反腐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党的艰苦朴素、廉政爱民的作风不能丢。

    对家人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记者：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记者：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记者：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师，父亲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尤其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去实现个人目的，他多次反对家人升迁。北京亚运会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父亲的反对，我妻子一直没能调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我在河南读完大学后被部队选中入伍，后来调到北京某部队，但妻子仍然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帮我妻子调动工作到北京，但是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在郑州工作不是很好吗？都调到北京来，那谁来做郑州的工作？”我妻子最终没能调回北京。

    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父亲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的限制就越多，我们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过抱怨，不过也逐渐能理解父亲，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新京报》7.22  萧辉 韩雪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