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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中，东南亚各种郑和庙宇香火旺盛，美好传说历久不衰。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和下西洋到底是为了什么？听一听历史学者葛剑雄、万明解读——
国际贸易还是寻找建文帝
1936年，一场关于郑和的学术战打响了。著名学者吴晗和北平大学学者许道龄，在《禹贡》半月刊上来回笔战了一年。
他们争论的问题正是困扰史学界的一个谜：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
争论的开始在1936年1月，时任清华大学讲师的吴晗在《清华学报》上刊登了《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用详尽的史料论证郑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经营国际贸易”。
一个月后，由史学家顾颉刚创办的学术杂志《禹贡》半月刊上，刊登了北平大学历史系学者许道龄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信中列举数证，驳斥吴晗的论点。他认为，永乐年间禁止民间海船，以及郑和下西洋各国，多赐金币给藩国等事实证明，明成祖并不以国际贸易为意，他主要是为了寻找被他颠覆了政权，可能流亡海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踪迹建文”“巩固帝位”才是朱棣真正的目的。
根据《明史》记载，1402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表示，“前人研究成果也是有两种说法，但是比较多的认为是化妆成和尚，向西南方向跑了。”建文帝不但跑了，还可能逃出了国境。
其实关于动机问题，仅在《明史》中就同时存在两面叙述。
《明史·郑和传》中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命和……等通使西洋”。
《明史·胡淡传》也提到：“传言建文帝踏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吴晗由于生病疗养，直到几个月后才看见许道龄的驳斥。1936年6月，吴晗在病床上给顾颉刚的回信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正面回击。
在此后一年里，许道龄的好友李晋华，和吴晗的好友、《禹贡》的编辑童书业都加入了论战，争斗数个回合，直到1937年5月，童书业发表《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代吴春晗先生答许道龄、李晋华二先生》一文，从汉代开始论证中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论战才落下帷幕。
“以往认为郑和的主要使命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说，“现在多数学者已予否定，而认为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邦交，也有贸易方面的需求。”
但争议并没有真正结束。直到今天，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性质依然没有被学术界定论。
劳民伤财还是意义重大
袁腾飞曾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中直言不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不计经济效益，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七次下西洋，600万两银子花出去，郑和整个是一个散财童子……”
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载的一段往事，让我们窥探到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当时明朝官吏眼中的意义。
明成化年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过去了30多年。
一日，太监劝宪宗效仿成祖，重下西洋，皇帝于是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然而，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却将这些资料藏匿起来。兵部尚书项忠没有找到航海资料，大怒，刘大夏则从容地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
这段记载后来让刘大夏背上了“烧毁郑和航海资料”的罪名，但他所说“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的论调，却也为不少人支持。
“有部分学者认为七下西洋的巨大开销给明朝政府加重负担，郑和做的是蚀本生意，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所主任万明说，“但这种认识有片面性。实际上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郑和通过贸易带回的苏木、胡椒，一度成为官员俸禄，这不但没有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反而是帮助缓解了明朝滥发大明宝钞纸币而引发的货币危机，时人评价为‘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
“同样有人认为，郑和的航行不如哥伦布、麦哲伦那样带回殖民霸权。但我们如果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麦哲伦第一个完成了环球航行，可他却作为一个残忍暴虐、贪得无厌的侵略分子载入菲律宾的史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把奴役和屠杀、掠夺带给了拉美、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人民。而数百年中，东南亚各种郑和庙宇香火旺盛，美好传说历久不衰。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万明认为。
（《钱江晚报》7.12 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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