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最新作品《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长篇连播形式向大众推出。这部三卷18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历时6年完成,首印超过十万册。
“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如今的年轻人知道,我们国家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有过数量惊人的汉奸,有墙头草一样的军阀,但仍然有无数明知会牺牲,仍然顽抗到底的战士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王树增说自己创作的初衷,就是把历史展现给年轻人。
写《抗日战争》王树增用了六年时间,其中四年都在搜集、阅读资料,不仅在国内的档案馆,还为此去了台湾和日本,阅读了浩如烟海的一手材料,为不少中国和日本老兵做了口述访谈。王树增此前的畅销作品《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都是鸿篇大作,可仍然没有《抗日战争》难度大。
怎样让双方数据对得上
仅仅《抗日战争》第一卷,所用到的最后参考书目和原始材料就列了37页,其中不少是日军作战的原始资料。王树增是军人,叙述战役过程对他来说一点不困难:“我是军人,看得懂作战地图和军事命令,只要双方作战计划的档案是齐备的,再给我一张全景式的大比例尺地图,我就能把整个战事说清楚。”
军队背景为王树增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尤其在许多历史材料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时。“很多所谓的宣称‘大捷’其实都不是胜仗。”王树增发现,所谓的战果很多时候要看歼敌数字和伤亡比,但是每一方给出的数字都不一样。
“你要是都相信,那等于两边都把对方消灭差不多了。日方战果汇报就已经夸大得要命,我方也存在夸大的情况。”王树增解释,一方面是政治需要,必须要鼓动民心,但是这份正式档案留下来就变成“真的”历史了。王树增在去伪存真时发现,国民党的军阀部队在报功的时候,把自己的歼敌数字弄得特别大,等到补充兵源和领军饷的时候,又把损失报得很大,这样一来一去,所有的档案能把人弄迷糊。
王树增用自己的军事常识一个一个对数据。日军档案中有一条写重庆一场战役“歼敌五万人”,王树增笑笑:“怎么可能,我们一共参加战役的都不到五万人。”同一场战役,我方战果是“阵亡287人”,王树增同样觉得可笑,“光饿死就不止287人。”
关注人的状态和际遇
“处理史料的时候,人的精神状态和遭遇是我首先关注的,单单写史实不用我来写,战争进程军事专业的东西我叙述清楚就行了,更多的我要写人的境况。”王树增说,“不然我跟军事专家,或者历史专家们写的有什么区别呢?”王树增认为,评定一个作家的高下,写作技巧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文情怀。
“我看到当时华东一所学校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实验室里作为教学用品的两头荷兰奶牛好好活着呢。可是为了保护这两头奶牛,很多师生都牺牲了。”有一章,王树增写了战时科研和高校的转移,“当时的西南联大,出了多少科学家,这些学者和学生们,难道不是英雄好汉吗?他们选择离开沦陷区,背着实验仪器,很多人死在了转移的路上。”
王树增还写到了民族工业大转移,上海和东南沿海的所有大工厂,连螺丝也卸掉,装上船,顺着长江往后方运。“其实那些民族资本家完全可以留在这里给日本人干活,照样赚钱。可是用这么巨大的损失来拆掉工厂,这是在保留中国最后一点工业血脉。”王树增拿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举例,工业转移中几乎所有的船都是他的,“他是大资本家,但他难道不是英雄吗?”
王树增书里还有这样的故事:日本人进攻南京时必须通过江阴要塞,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只能把所有的货船凿沉了沉在江底,人为地拦起一道大坝,阻止日本海军逆江而上。“凿沉的船都是老板们的船,他们不惜毁掉自己的财富支持国家。”王树增说,“没有这些人,你解释不了这场战争,他们捍卫的其实就是一个尊严。”
(《北京晚报》7.7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