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真的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吗?统计局的数据告诉我们,2014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4%。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来说,未来还有大量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那么,该如何去解释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
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举家迁移的比例只有20%左右。在不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农村将不再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了呢?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8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城市未来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现象。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东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而中西部却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的研究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根本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刘易斯拐点”。
(《北京日报》7.6 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