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隔阂到冰释前嫌

    但愿顾准的家庭悲剧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重演!

    陈敏之先生是顾准的胞弟,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从父姓,哥哥顾准从母姓。

    顾准在世时历尽坎坷,临终时备受凄凉,身边只有弟弟陈敏之和经济所的同事陪伴。出于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顾准的儿女们最终没有出现在顾准的病榻前。对此,社会上许多人一直耿耿于怀,有的不理解,有的指责、甚至谩骂。

    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由于写作《顾准传》,与陈敏之先生以及顾准的儿女们,有了近30年的交往。

    陈敏之先生曾经说过:“回忆往事,对我来说是凄恻和痛苦的。1974年12月,当我捧着五哥的骨灰走上老山骨灰堂的陡坡时,我的心比我的脚步更沉重；五哥的孩子就在近旁,为什么他们视若不见,是什么东西横亘在他们中间,这些本来应该是他的子女做的事,为什么要我来做?五哥一直到死也未能和他的孩子见一面,在那把教条奉为圭臬的时代,要改变他们那时已经相当凝固的观念,又岂是我给他们写封信能够改变的。而我为了说动他们去见见他们已经垂死的父亲,我的情绪又是那么激动,言词激烈,缺少理性的思考,缺少一个长者对孩子应有的理解、抚慰。我为我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苛责、伤害而感到愧疚。”

    好在顾准的儿女们在大劫之后,也有了“迟到的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一直受到传统的正统教育,不仅要与沦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自身也背负黑锅,遭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

    在这场噩梦中,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相互不理解,缺少沟通而受到一些误解、委屈。陈敏之从不讳言自己与顾准孩子之间存在某种隔阂,对此他感到心中不安,以致许多个夜晚不能成寐,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他经常设法打破这一僵局,多次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与顾准的孩子恳谈沟通,促膝交流。而顾准的孩子们则表达了对老人最大的尊重,也不时流露深深的悔意与愧疚……

    二

    2002年,陈敏之趁自己身体状况尚可,决定将哥哥顾准的遗稿转交给他的孩子。陈敏之先生认为,“顾准临终前把他的遗稿托付给我,这是那个年代不得已采取的权宜措施。现在他的孩子们都已成长起来并且都已成熟,因此他的遗稿理应交给他的孩子。顾准去世以前和去世以后,由于我和他的孩子们分处京沪两地,彼此缺乏理解和沟通,难免滋生一些完全不必要的误解,这也是那个被完全扭曲的世道所造成的。可以说,所有一切误解都已消除、泯灭,现在可以相信顾准的孩子，不但能继承顾准的遗愿,而且可以比他们的前辈做得更好!”

    作为叔叔的陈敏之坦诚地说过:“当顾准的家庭悲剧已经成为历史,我必须说:一、顾准的家庭悲剧和类似顾准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剧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错误,是历史性的悲剧,因而必须记住；二、在这个悲剧中受害的不仅是顾准一个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都是受害者,对他们同样应给予理解、谅解和同情；三、应当坦率地承认,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思想奴隶；四、在顾准的家庭悲剧中,我的全部信息,都来自顾准,因此我的感情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如果我因此而在无意中伤害了顾准的亲属,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谅解。”

    2009年5月4日,陈敏之因病溘然长逝。高粱先生（顾准的儿子）代表顾准家属,专程来到上海参加了追悼会。不久,陈敏之夫人林樱初提出,将留存在家里的顾准生前藏书,全部送还顾准的孩子。高粱先生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特意准备了打包的工具和材料,帮他一起将他父亲的图书整理装箱,顾准藏书等资料被完整地托运回京。陈敏之先生与顾准的儿女们终于有了完满的和解,顾准先生当含笑于九泉。

    （《新华每日电讯》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