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活见证”

    轰炸那天，正在卖豆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焦润坤13岁。“八·一三”淞沪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向南京进攻，对沪宁沿线的各个城市狂轰滥炸。日军轰炸常州的那天，他正在常州火车站提着篮子叫卖豆腐。

    焦润坤回忆，常州在此前并未经历过战争，所以，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大街上的老百姓都没有在意，直到炸弹密密麻麻投下来，才意识到真打仗了……当时的焦润坤吓得埋头躲在墙角，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等飞机远去，缩着头跑回家。

    此番轰炸后，常州老百姓开始传话：“东洋人要打过来了，飞机还要搞轰炸。”于是，老百姓开始逃难，焦润坤的父母带着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一家五口往江北逃难。在远房亲戚家住了几个月后，因为没法过活，父亲带着他到上海找活路，母亲则带着弟弟、妹妹回常州找事情做。

    “我父亲有痨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几经波折，我被儿童收容所收养，后又转到国际难童教养院。”

    1938年秋天，教养院从上海转移到尚未沦陷的浙东地区，地址选在当时奉化泰清寺的一座古庙里。

    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投下多枚细菌弹，病毒肆虐宁波城郊，奉化和慈溪一带也受到了波及。不到半年时间，教养院的孩子们开始有了症状。

    “500多个孩子中有100多个被感染了，被整整隔离了100多天，我是其中之一。”焦润坤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症状，一种浑身长脓包疮，一种是高烧不断的疟疾，他都经历了。

    难童们选择上阵杀敌

    “1941年，宁波奉化沦陷，日本人到教养院骚扰过两次，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发现了这个地方，还想接收过去，但院长、副院长都很有民族气节，斩钉截铁地表态：宁可解散，也不能让这些小囡成为汉奸往脸上贴金的工具。”

    1943年，教养院被迫解散。解散前，焦润坤所在的初中部有32个孩子选择了参军。当时也可以选择相对安定的生活，比如可以到后方做工，或者继续送去安全的地方寄养，但对侵华日军的仇恨，家破人亡的痛苦，让他毅然选择了上阵杀敌。

    1942年夏，他参加了淞沪一支队，属于地方武装势力，到了1943年春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支队。

    1945年4月，日军在慈溪境内的下湖头庙建立了一个隐蔽的据点。焦润坤所在的中队要想办法攻下这个重要的据点。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中队长卓新民带着全中队100多号人向日军据点发起进攻。一位姓杨的排长用手榴弹把庙门炸开了一个洞，里面日军的机枪如雨一般往外扫。卓队长在指挥大家把庙门彻底打开时，我发现他老用手压着腹部，天黑看不清伤情，趁着敌人机枪停歇的片刻，我摸了摸他的腹部，发现他的手上已经都是黏糊糊的血了，但他却一直在说：你别管我，你让杨排长赶紧把庙门打开。”

    因为没有后方医院，焦润坤带着卓队长去找民办诊所，昏迷中他始终不停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直到牺牲。

    “经历过这些，活下来，就觉得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焦润坤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中又参加过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于1964年转业。

    牢记历史

    见到习主席之前，焦润坤准备了满满一肚子的话。可是，当习主席握着他的手，微笑地说了一句“你身体还那么好”时，久经沙场的他一下子懵了，只冒出一句：“我赶上好时代了。”

    去年7月7日之后，随着更多的人知道焦润坤这个名字，年过九旬的焦老更加活跃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和各大全国性纪念活动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人讲述抗战的历史。

    但凡身体“吃得消”，焦老总是很坚持。以这次采访为例，本来采访的地点约在焦老北京的家里，但因为他决定应邀参加浙江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纪念馆”开馆仪式，临时改到了浙江奉化。

    在焦老看来，如今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自己作为抗战的“活见证”，必须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多地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他还时常义务去为高校学子和部队战士讲述战争经历。

    同时，他还努力帮更多人完成传承记忆的工作——这几年，他陆续“抢救”了一批老同志的回忆，通过记录他们的口述，去还原那段历史。

    “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焦老表示，有些问题也需要他们这一辈的人来回答。

    (《解放日报》7.7 谢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