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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门上的抗日对联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里，一面旗帜触目惊心：白布正中，一个斗大遒劲的“死”字。这是一位父亲送儿出征抗日的礼物。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安县的王建堂与百十位年轻人，请缨抗战杀敌。
出征前，王建堂收到父亲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就是这面用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带着父亲的嘱托，王建堂随川军踏上了抗日战场。
展厅里，有一尊普通妇人的半身雕塑。她叫邓玉芬，北京密云县人。伟大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先后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雕塑前方展柜里是一件锈迹斑驳的炊具，学名叫煎饼鏊子。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邓妈妈省吃俭用，用这件炊具制成干粮，送给八路军伤病员，希望他们重上战场多杀敌人。她的后人讲，“这种炊具制作出来的煎饼很厚实，算是当时粗粮细作的一种，就是为了让伤员能多吃点儿，尽快康复。”
在展柜里还有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庄户人家的大门口。门上有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回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延安窑洞的烛光
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坐在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略显苍白的脸。他埋头写着，一切仿佛都静默着。
这是展览中为数不多的几处复原场景之一，还原了毛泽东创作《论持久战》的过程。
美国著名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记录了一段关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写作情状：他几天没睡，只吃了一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松弛手指。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他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区，《论持久战》也被印刷发行。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论持久战》不仅指导了敌后抗战，也指导了整个中国抗日战争。
土炮击毙“名将之花”
展览中，一门迫击炮被单独陈列。它称得上是一位抗日英雄，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1939年10月中旬，侵华日军对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初，日军在雁宿崖峡谷遭受重创。
遭此惨败后，时任华北方面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陆军中将的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不待集结于附近的日军出动配合，就亲自率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八路军经过侦察，发现了阿部规秀建在黄土岭的临时指挥部。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正湘当机立断，请求炮兵连增援，攻击目标。炮兵连发4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阿部规秀被击毙在黄土岭的确实消息，是聂荣臻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得知的。很快，毛泽东也从延安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要求“总部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在中国人民当时的抗战史上都是第一次。日本《朝日新闻》更以通栏标题哀鸣：“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最新史料披露“七七事变”阴谋
重庆北碚区档案局局长冯琰向记者展示了一张1937年1月1日大阪每日新闻社编制的东亚形势图。“这张地图实际上是一份测绘详细、标注细致的军事地图。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日本早在1937年初就做好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冯琰说，这批档案是日本当年拍摄的图片和记录的文字资料，在国内属首次公开，充分证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地图不但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物产，例如四川标注物产大熊猫、重庆标注岩盐、山西标注煤矿等，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兵力数量和每个城市机场的位置、各国大使馆位置，共产党、国民党兵力分布、数量、武器装备，海军、军事交通运输线路、军用航线、重工业区，以及中国军用机场具体位置、重点防御地带、交通干线、重要跨境军需联络线等也都有详细标注。
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后，日军曾多次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无底线挑衅中国军队。北碚档案局搜集到的另外一张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地区地势地图，详细记录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卢沟桥附近地区的地理状况、交通干线、中日军队部署以及日军演习区域。
这张图上可清楚看到日军占领了卢沟桥地区大部分范围，甚至在永定河岸边设有射击场。“这张图显示出日军军事演习时肆意扩大范围，甚至将中国军队驻地划入演习区域，逼近卢沟桥战略重地，从三个方向对卢沟桥形成包抄夹击的态势，无底线向中国军队挑衅。”冯琰介绍。
劳工档案填补抗战馆空白
在侵华战争期间，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日本采取了“以战养战”政策。1943年至1945年，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135个作业场所从事无偿苦役。
日企剥削中国劳工的手段残酷，欺压极其残暴，造成众多中国劳工死伤。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日本投降后，在国民政府和盟军司令部的要求下，日本外务省开展调查，写成了《外务省报告书》。为掩盖罪行，这些档案曾经要被日本政府强令烧毁，却被执行烧毁任务的相关人员保留下来，并交给了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
陈焜旺先生将这批档案精心保存了半个世纪后，捐赠给了抗战馆。档案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备忘录、报告书32份，总计405份。
2013年9月18日，旅日爱国华侨、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将保存长达半个多世纪、整整7箱资料交给该馆保存，其中包括记录了日方强掳中国劳工铁证的《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的研究，日本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人数为41758人，在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到达日本38935人。其中很多人死在当地，有数据称，死亡率达到20%。
受降典礼邀请函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
苟吉堂以国民革命军第3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手持邀请函，应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这份珍贵的邀请函为白色信封封装，内附邀请函、注意事项各一页，以及红色的入场证。
在邀请函注意事项一页当中，对会场纪律做了明确要求。如：勿对日代表有侮辱之言语及行为；签字进行中不得吸烟、任意离座、谈笑喧哗；军官穿着黄色军常服，文官穿着中山装或西服，摄影师勿靠近签字人拍照，新闻记者非经许可不得包围降使发问等等。
“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邀请函”存世数量很少，抗战馆收藏的这封更显得弥足珍贵。该函是关于南京受降为数不多的重要物证，系“国家一级文物”。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7.7 7.8 崔毅飞 朱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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