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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
1987年6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由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并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禁毒，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钦差大臣林则徐指挥数百名役夫抬起一筐筐收缴的鸦片，轰的一声倒入两个生石灰池，不一会儿，池里就咕嘟咕嘟冒出水泡，许久，又渐渐归于沉寂。
崇祯、皇太极先后发文禁烟
今天我们只知道禁鸦片是“禁毒”，殊不知，在古代中国人眼中，烟草和鸦片一样，都叫“烟”，都算毒品。若这样论，中国的禁毒大业，早在林则徐之前就开始了。
明代，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宾）、越南、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中。很快，这种“烟瘾”就由军中蔓延到民间。至明末，烟草已经在民间被大范围吸食，相关的种植、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吃烟的危害，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永乐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京城又是“燕京”，“烟”字谐音“燕”，“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攻破燕京之义，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这不能不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因此，崇祯皇帝两度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官府机构内吸烟，私藏或出售烟草都有可能被处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烟。不幸的是，崇祯禁烟的效果并不明显，很快，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似乎是“明亡于烟”谶言的应验。既然“烟”战胜了“明”，禁烟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明末内地的“烟瘾”也传播到了明朝的对头——满洲境内，八旗子弟纷纷效仿明人吸烟，“瘾君子”遍布军营内外。这样的势头让满洲的领导者皇太极着了急。就在崇祯皇帝首次下令禁烟的同一年，后金户部也发布了禁烟告示，明文规定不许栽种、买卖、吃食烟草，违者重罚。在告示颁布的两个月内，后金政府尚能严格执行。据记载，当时刑部审理的涉烟案件达60余起，被处罚的有数百人，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同崇祯禁烟一样，皇太极的禁令最终也抵挡不住民众吸烟的热情，不久，后金朝廷就主动撤销禁烟令，允许民众自种自吸，只要不去朝鲜购买即可。
林则徐发明“禁烟丸”
满清入关后，又有几位皇帝发布过禁烟令，可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烟草在中国大地上屡禁不绝。清中期以后，鸦片开始在中国泛滥。这个玩意儿自打打入中国市场后，立马就取代了烟草的地位。在这之后，所谓“禁烟”、“烟瘾”、“烟贩”、“烟民”之“烟”，很多时候都直接指鸦片了。
其实，林则徐禁鸦片烟的努力，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就付诸实践了。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曾雷厉风行地推行过一些措施，设立禁烟局，没收鸦片和烟具，还发明了“禁烟丸”，并拿出自己的俸禄用以配制，强迫吸食鸦片者服用。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效果，据说当时有老年妇女在路旁叩谢，称其丈夫久患烟瘾，健康恶化，在服了禁烟丸后断绝鸦片，身体逐渐恢复。遗憾的是，林则徐的禁毒成果很快就随着鸦片战争清廷的战败烟消云散。
民国“新生活”
民国初年，虽然政府也在继续提倡戒吸毒品，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各个政权光顾着打仗了，哪还有工夫禁毒！蒋介石上台初期，尽管宣布过禁止毒品，还颁布了《禁烟法》，但由于政府缺钱，难以拒绝毒品贸易带来的巨大财税收入，相关立法多不能有效执行。
这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的“初级阶段”，吗啡、大麻、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换来一具具越来越苍白瘦削的躯壳。1934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际，发起“新生活”运动，宣称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之前的禁烟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百姓并不感兴趣。这场“新生活”运动却不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和运动。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当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华大地，不少人在宣传中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全国。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
(《北京青年报》6.25 雍宛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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