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
在纪念杨沫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看着她丰润而又透着妩媚风姿的遗照,心中颇有些感慨。
上世纪80年代,杨沫曾受命担任过《北京文学》的主编,据曾同她共事过的陈世崇回忆,老太太非常和蔼可亲,但若有稿子上的问题急需她出头露面协调的,她都义不容辞地应诺,如当时编辑部很难约来的蒋子龙的稿子,就是她接洽好的。然而,她与家庭子女的关系却多不融洽。
在纪念活动上未见到曾同她睚眦相对的儿子马波(也就是《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不知他们的心结有没有彻底解开。
在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中记述了她同老鬼剑拔弩张的母子关系,老鬼当时带着十多个同学来抄家,并将亲人捆了绑了,用斧子劈开衣柜,把放在里面的三四百元钱和一二百斤粮票拿走了。然后写上“打倒杨沫!”“《青春之歌》是特大毒草”的大标语。这“大义灭亲”的一幕是“文革”中常见的。老鬼当年的叛逆举动,今天看来,人们也许不难理解,当革命至上的狂热占上风时,抛家舍业的六亲不认,就会不可一世地涌来。纳粹如此,“文革”如是。
多年后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一书中这样表达了对母亲的情感: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一是离开第一任学者丈夫张中行(余永泽便有他的影子),走上自我奋斗的道路;二是写出没有工农兵脸谱化,流芳至今的《青春之歌》;三是晚年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
说来也正是这个当年让她肝肠寸断的儿子,不仅写出不同凡响的《血色黄昏》,还用笔还原了一个感人真实又有些缺点的杨沫。为此,老鬼就如同从撒旦的炼狱里回归到了母性的怀抱之中,他吐露了真情: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而杨沫也在79岁那年写了《儿子老鬼》,表达了对他的思念。
老鬼对母亲有形象化的描写:“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他也勾勒出了自己的思恋:“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已附着在了爱恨情仇的母子身上。
(《北京日报》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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