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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说：“平常我们讲医学人文，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
6月17日，在北京广播大厦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坐在一起，会场中间的柱子被主任级医师、硕导、博导包围着。60位嘉宾几乎涵盖了医学相关的所有领域，这些不同科室的大夫，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
“在医改没找到抓手前，一定不能悲观”
钟南山是在万米的高空，和他的朋友、英国医科院院士郑家强，一起决定召开这个纯民间的“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的。
医患关系一直是钟南山关注的问题。他的一些言论常常被媒体引用，甚至断章取义。今年3月，一名醉酒患者抢救无效身亡，医生被患者家属押着游街，钟院士气愤极了。他说：“法律一到医患这里就不灵了，这是很荒谬的。”第二天，这句话成了新闻标题。
他一直呼吁“医改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立性”，他也坦承，正是因为医院有创收压力，才有所谓的灰色收入，有的医院把一个手术分解成很多个部分来收钱。话音一落，“医院有灰色收入”又成了第二天的报纸标题。
今年全国两会广东团开放日，钟南山第一个发言，谈的还是医疗改革，他毫不客气地说：“7年医改还没有找到抓手。”
没找到抓手前，他和郑家强都认为，一定不能悲观，一定还要做些什么。
郑家强是公共卫生专家，他说，所有人都是这个荒诞医疗系统的受害者，患者与医护可以悲观地说，这样的大环境我们怎改得了？结果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恶性循环里年复一年地煎熬、沉沦。但如果有足够的有识之士不接受现实，多发声音，说不定星星之火也能带来一点有意思的改变。
2014年是中日医院建院30周年，当时刚任院长的王辰面对数百名职工，阐述了他对好医生的理解。王辰认为，医生照顾病人有三件法宝：药物、刀械和语言。语言代表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在疗效中永远超过50%，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还是这样。一个医生只有等于和大于病人的人文素养时，在医患沟通中才能争取到主动。
钟南山说：“平常我们讲医学人文，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
“医患共同决策太奢侈太奢侈了”
三名院士毫无疑问是会场最耀眼的大人物，但郑家强院士说，真正的主角应该是患者。
患者家属程功是专程从成都赶来的，他的父亲已经肝胆管癌晚期。为了给父亲治病，他跟乡镇、县城、省级、北上广的医生打了一圈交道，每天被各种表格淹没，今天要签这样的，明天又要签那样的，他认为其中一些表格是医生为推卸责任准备的。他直言：“医患共同决策太奢侈太奢侈了，能够让我稍微有一点知情权就满意了。”
他打比方，生和死画个横轴，左边是生，右边是死，有没有可能性，在医学可以采取手段的阶段，决策权更倾向于医生。当老人的癌细胞扩散，离死亡很近，医学止步，宗教、生死观跳出来的时候，病人拥有决策权，自主选择死亡的方式。
对于医疗界的一些现象，王辰院士感慨：“对于病人，有些医生会说要是早转过来两三天就好了。他之所以这样讲出于几种考虑，一是推卸责任，治不好是因为病人来晚了；二是蒙骗家属，不对家属讲真实情况；三是无形中出卖了同道，置之前处置病人的医生同道于不义。如果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还怎么取信社会？立尊严于社会？”
39岁的李美，是名直肠癌患者，她说一些医生简直不是“家长式”，而是“独裁式”。因为肿瘤部位距离肛门只有四到五公分，手术牵扯到是否保肛的问题，她希望找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在全国最知名的一家综合类三甲医院，在人头攒动的门诊室，她把检查报告递给专家。专家鼻子哼了一下，就开始写治疗方案。李美问治疗方案是怎么样的，专家说，不用问了，你就准备接受治疗吧，说了你也不知道。
李美回忆，自己当时压着窜上来的愤怒说：“您不说我当然不知道了，您说一下我就知道了呀。”这位医生提高了嗓门；“你哪那么多话！你要治就治，不治就算了。”李美摔门走了。出了门，她就在心里拉黑了这个医生。
第二天李美又找了一个名医，她想说下报告单，医生抬头说你不用说，我正在看，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整个就诊的过程，李美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
后来，她又挂了一位全国知名的肿瘤医院大拿，给出的方案是直接手术但不能保肛，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最终，她选择了一个不那么知名却非常有医学人文情怀的大夫。这个大夫第一次见她，就送给她一本叫《癌症不是病》的书。大夫还打开电脑，用PPT向她讲解接下来要做的治疗。
如今，恢复很好的李美成了志愿者，遇到想不开的癌症患者，她就打车上人家家里，请人吃饭，聊上五六个小时。她发现，癌症患者现身说法的“话聊比化疗还有效”。
繁忙的医生如何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
会场上，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展示了一张图片：18世纪著名画家格雅画了一张画，画中的病人就是格雅本人，医生在一旁扶着他，端了一杯水，手里什么药都没有。
在王一方眼里，这杯水就融着医患“共情”，他认为医患共情是共同决策的基石。
王辰院士说：“现在强调医患共同决策，是在以往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决策和作用，这不仅仅是新的名词，而且是一种新的观念，也必然成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可也有医生质疑：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了，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医生会“共情”“共策”吗？只怕是“矫情”了。现在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黑锅。
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门诊患者在两分钟内可完成病情陈述，并且问诊医生们均认为“患者提供了重要信息不应被打破”。但现实中，不少患者的陈述往往在数十秒内即被医生打断。
尽管现状如此，一些学生在钟南山身上，还是看到了“共情”：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那栋老旧的门诊楼里，钟南山的诊室很简陋，查体的“床”是一排靠墙的矮柜子改成的。他在门诊看一个病人，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他数十年的“习惯动作”是——轻轻地走到病人的床前，和蔼地拉起病人的手，摸着病人的额头，靠近病人细心倾听。检查患者的口腔时，他把自己的头凑到和病人距离不到20厘米的地方细细观察。
有医生形容钟南山，“就像那种孩子玩具坏了，他一来就能修好的父亲”。
医生的一个动作、一种语气都能拉近医患双方的距离
一些医生的冷漠从何而来？我们的医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管理处副处长卫燕举了个例子：一个学生说，第一堂动物实验课给自己留下了很差的体验，因为操作不够熟练，所以老师配发的麻药并没有全部打入，致使兔子麻醉效果不好，操作的时候兔子一直在挣扎，她实在看不下去，请求老师再给兔子补一点麻药，但是老师头也不抬地说：不用了，就这么做吧！
卫燕说：“医学教育中我们要传播的不仅是其中的科学性，更要传播其中的人性。如果其他老师都像这位老师一样，完全没有尊重实验课上的弱小生命的意识的话，怎么能指望学生走进临床以后，能够自觉地把模式切换到尊重治疗对象上去呢？”
这样的课堂让人想起林巧稚的课堂。有一次，林巧稚给学生出了一道考题：到产房观察一个产妇分娩的全过程，把所看到的要点写下来。收到答卷，林巧稚只在一个学生的卷面上批上“好”。当不解的同学围拢上去，看到这位同学比他们多写了一句“产妇额头上滚落下黄豆粒般的汗珠”时，一切都明白了。林老师是在告诉学生，走上临床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
会场上，有人回忆在英国时，医生单膝跪在糖尿病足患者面前查房的场景：医生抱起脚认真地看，还用鼻子去闻。据称，英国医生查房是有一套规范的。无论医生的资质和年龄，推门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轻。见到病人必定是主动伸手。与病人交谈时，医生附身屈膝，最终膝盖顶在床前的地毯上，刚好与病人的目光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有人说，中国有全世界最复杂的医患关系，但医生的一个动作，一种语气，一首诗歌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
于刚是号称“最能体现中国医疗现状”的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大夫。去年他和眼科的同事们在164平方米的科室，接待了21万名患者，平均一天看1600个病人。有时，他的问诊时间只有1分钟，他也想与患者“共情”“交朋友”，可没有时间。他唯一能做的是，看到抱着患儿的妈妈离开时，轻轻拍拍她的肩，说句“别着急”。
快到下午5点了，发言仍然很踊跃，5个麦克风4个没电了，有人发言只能靠“喊”。仅有的一个麦克风被钟南山“霸”着，他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总结词。
他说这是一个没有抱怨、充满了正能量的会，是温情的会，大家没有过多地谈医学技术，而在谈怎样“共情”，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这个冷静、克制的老人总结时，用了“感谢你！”“大家要爱对方，爱患者！”这样的话。
（《中国青年报》6.24 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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