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在海外

    那是一个盛产才女的时代。林徽因、张爱玲、萧红、凌叔华、吕碧城……她们的才情和故事无一不留下传奇的色彩。由于新旧交替，这些成长于传统和现代文化急剧碰撞年代的才女们几乎都在海外生活过。只是幸与不幸，命运各有不同。

    海外经历

    早在1918年，吕碧城就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她同时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吕碧城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在游历的过程中，吕碧城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

    林徽因也于1920年随父亲来到欧洲游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林徽因结识了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学伦敦的年轻才子徐志摩。面对徐志摩的热情追求，林徽因曾不知所措，最终理智让她拒绝了对方。与梁思成结婚之后，两人于1924年赴美留学，在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为之后从事的建筑事业打下基础。

    与吕、林游走海外是为了求知不同，凌叔华奔赴海外则显得有些无奈。抗日战争曾一度让她感到不安。1946年，她的丈夫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叔华一家从此定居欧洲。

    就在凌叔华离开故土的第三年，1949年1月，新中国成立前，张充和夫妇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远赴美国。随身带着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古砚、一盒古墨和几支毛笔。

    1955年，张爱玲也孤身一人离开香港，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到美国，自此开启了她凄凉的后半生。

    最后写照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是张充和在美国时自拟的名联，也是其在美国生活的最后写照。

    她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虽然年事已高，依然坚持在砚田边耕耘，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还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她的另一门功课就是经营寓所门前的小院，院内花木扶疏，除培育供观赏的牡丹玫瑰外，还植一些食用的葱蒜时蔬。劳作之余，依在竹林旁的长木椅上吟诗或听曲，颐养天年。

    2008年，张充和被发现罹患癌症。一向豁达乐观的她说：“没有关系了，一个人要死，总是要有个原因的，”后来癌症竟奇迹般地消失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才女都像张充和那样豁达和幸运。

    凌叔华当年跟随丈夫在巴黎生活时，曾因生活压力太大而被挤出巴黎，移居伦敦。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出身望族的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同样，另一位书画界才女潘玉良孤身一人在法国时，无依无靠，生活上一直很拮据。到了晚年更是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活，后于1977年在贫困交加中去世。

    最为不幸的要数张爱玲。张爱玲的晚年隐没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中。1995年，在来到美国的40年后，她在“家徒四壁”的公寓中去世。

    人们发现她去世时已经是一周之后了。当时，公寓的日光灯还亮着，白色的墙壁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饰品。地板上摆着许多纸袋，里面放着衣服和杂物。逼仄的浴室里有些凌乱，没有毛巾，到处是扔掉的纸巾。厨房里也大都是一次性的纸碗和塑料刀叉，随用随扔。

    她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头发修剪得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神态安详，头朝着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她身穿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身体出奇的瘦。

    相比起来，和张爱玲个性颇为相似的凌叔华还算幸运。1990年，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完成了最后的心愿：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到了“老家”——史家胡司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曾是她当年的嫁妆。

    （《国际先驱导报》6.26-7.2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