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他来自浪漫的楚风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开头。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便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与现实密切关联。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屈原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

    屈子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大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之悲剧，真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先秦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他为祖国而生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一般认为，此时的屈原绝望，遂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作为楚国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楚文化浸润透了的士人。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情感的基础。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特别“记仇”？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主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楚国有最鲜明的文化标记。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子重新立为“楚怀王”。秦最终亡于楚人之手。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在天界的快乐便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庄子以《逍遥游》完成想象中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光明日报》6.19 夏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