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

    从一成不变的探亲假规定说起

    探亲假出台34年被指“名存实亡”。最长能休45天，而很多人甚至称“听都没听过”。1981年《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但一些具备休探亲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于各种原因通常不批准员工休探亲假。

    探亲假的规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出台的，当时国家实行分配制度，劳动者是否远离家乡和家人，客观上由不得自己。但是如今分配制度早就不存在，而且又有了覆盖面更广的带薪年假制度，探亲假早就应该根据现实背景变化予以调整。

    其实，类似34年一成不变的探亲假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个例。如很多省份30多年未变的5元独生子女费，鸡肋化的洗理费、书报费，将近20年未变的航空托运行李灭损的赔偿标准……这些“沉睡”的规定，既暴露出制度设计上缺乏“新陈代谢”，也折射出公共政策没能及时调整的不作为现象。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应当与时俱进地完善，34年不修改探亲假老政策，与其说是慎重，不如说是一种懒政。实施惰性政策的有关部门当反思：还有多少类似探亲假长期“休眠”的政策没有被唤醒？

    (《中国青年报》6.24 刘武俊)

    扶贫攻坚更要瞄准“权利贫困”

    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是最根本的扶贫，而其中一个重要维度便是权利贫困。

    例如，一些扶贫项目开发往往容易偏离地方实际，出现烂尾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贫困人口在项目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们的自主权利和意愿被忽视了。再比如，对于扶贫资金的滥用与挪用，本应是最大受益者的贫困民众，却往往缺乏监督权和申诉权。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权利贫困的存在，扶贫效率也被拖累。

    权利的贫困更会制造一种“贫困隐身”的现象，让整个社会对于贫困的认知产生隔膜。最典型的如在公共空间中，我们通常看不到贫困人口的权利表达，他们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位置。

    因此，在攻坚阶段的扶贫，更要瞄准权利扶贫。首先是公共保障加快落实。确保贫困人口教育权利、医疗权利等公共权利的正常享有，这也是防止贫困出现代际传递的基本要求；其次，更加坚定外向型的扶贫思路。最好的扶贫是帮助贫困地区打通与市场和外界的隔阂，改变贫困地区的封闭状态，打通资源、人力的流通渠道，让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得以保障。

    一些贫困人口正常的公民权利保障一旦落实，将大大提升扶贫的效率，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新华每日电讯》6.24 朱昌俊）

    “钓鱼执法”应立法制止

    近日,广州市发生一起交通执法人员查处专车司机的事件,被曝钓鱼执法,引起专车司机不满，引起大量群众围观,一度导致现场交通瘫痪。政府出动特警维持秩序。

    执法部门“钓鱼执法”陷害群众,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违背了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损毁了政府自身的形象,政府也将因此而失信于民。问题是,钓鱼执法有个冠冕堂皇的“学名”,即“诱导性执法”,目前并非在我国法律法规禁止范围之内。既然诱导性执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会留给执法部门继续打擦边球的空间。收益太高、风险太小,成为钓鱼执法泛滥成灾的主要诱因。因此,法律应规定钓鱼执法违法,并作出明确界定,制定具体处罚措施,提高“钓鱼执法”的违法成本。

    （《法制日报》6.24 张西流）

    降低药价的关键是使竞争合理化

    近日，国家卫计委提出全面构建药品集中采购新机制，药品采购将分五类，通过招标采购、直接挂网采购和谈判采购等方式进行。专家指出，“引入谈判采购即意味着由国家牵头，代表医疗机构和患者，把不合理的药价谈下来。”

    此前，有关部门相继推出了集中招标采购、药品最高零售价等一系列措施，但既没有遏制药价上涨，也没有解决药价虚高，倒是一些常用的廉价药停止生产不见了踪影……

    通常情况下，竞争的结果，应该是优胜劣汰，成本下降。但是，如果规则出了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就难以避免。中国有一万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很多药品的产能严重过剩，但医院使用的药品价格却居高不下，很多同品种的药物，医院远高于社会药店，而这居然还是招标的结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要解决药价的问题，就应该建立完善、健康的药品流通体系，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在中国，专司药品流通的医药公司居然上万家。在市场经济时代，对价格进行直接管制往往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如放开药品价格，让药厂和医院直接对接、相互选择，有关部门需要做的，是如何保证竞争的合理、合法。

    （《羊城晚报》6.24 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