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到一位过世已久的法国人,他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这个在1954年被遣送回国的法国医生,在隔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以功臣的形象被首肯。
争相邀请的西医大夫
贝熙业1872年生于法国山区新浴堡市,毕业于海军医学院,获医科博士学位。在1913年到中国任使馆医官时,贝熙业已经41岁了。
贝熙业擅长外科,到京后不久,他为腰部生疽生命垂危的官员开刀去毒,官员两个月之内就康复了。他成为京城上流圈子争相邀请的西医大夫,他的患者包括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等。贝熙业也为普通百姓治病,费用全免。
除了担任私人医生,贝熙业还身兼中法两国政府的数个公职,收入可观。
贝熙业为人豪爽,每逢周三,他都会在家中举办沙龙,款待中法友人。来宾名单中不但有法国汉学家铎尔孟,也有许多民国名流,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曾代理国务卿、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也有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沙龙中的中法精英还曾掀起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勤工俭学运动。
特殊的中间人
1915年6月,李石曾等人在巴黎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贝熙业也加入其中。1919年至1920年间,共有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恩来和邓小平。那时的贝熙业负责为赴法学生进行体检,并签发赴法推荐信。他因此与周恩来等人结识,并成为朋友。
二战期间,日本入侵中国后,贝熙业居住的贝家花园里,觥筹交错的生活被迫暂停,但贝熙业没有停止和中国友人的互动。位于北京西山地区的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日本兵不敢轻易对法国人进行搜查,因此贝大夫承担起秘密运送平西根据地所需药品的任务。贝熙业在城内和西山的两处宅第成为平西与北平城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突然成为“不受中国欢迎的人”
抗战胜利,国共交恶,法国大使馆要求在华法国人撤走。
此时,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他甚至和老友铎尔孟在西山买了一块墓地,打算终老于此。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中国姑娘吴似丹登记结婚。
坏消息接踵而来。建国后破获的多起间谍案的主角,都与贝熙业来往过密。1954年6月,贝熙业行医执照被卫生局收回后,他在中国居住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当时贝熙业有两种选择:加入中国国籍,或者离开中国。
同年7月,贝熙业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写道:“我把中国当做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我希望在乡间与爱我的妻子一起度过残生,不愿意离开。当中国抵抗外国的侵略,这时,我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的检查站,提供药品,治疗共产党战士,给他们做手术,并把他们藏在乡间的房子里。我冒着最大的危险,把城里的情报人员转移出去。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但是除此之外,我仅仅只是做一位医生应尽的职责,而不管其他任何事情。”
作为军人,贝熙业不愿意放弃法国国籍。8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被迫回到法国,“重新开始”。
“我的孩子会再看到它们”
1954年10月,贝熙业离开中国时,身上被允许带30美元。他有五箱古玩被海关禁止带出境,至今保留在法国大使馆。
回到法国后,因为经济窘迫,贝熙业只能带吴似丹回到奥维涅村庄的沙特拉夫。吴似丹是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生,出身名门,但她不得不适应砍柴种地的生活,同时要照顾年老的贝熙业。1958年贝熙业去世,吴似丹34岁,他们的儿子路易才3岁。她不让儿子学习中文,也很少对他说起那段中国往事。
2014年4月,路易第一次回到西山,走进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在整理资料过程中,路易发现一张父亲写于1953年的便条:“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2期 周凤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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