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张闻天的最大心愿

    节俭外公也有“奢侈”时

    我母亲1922年在上海出生。当时，外公张闻天在上海任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1925年6月，外公加入共产党，从此远离家人、远离故乡上海，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一直没有跟在外公身边，嫁给我父亲后，成为家庭妇女。我父亲也是普通的工厂工人，父母一共生了7个子女，家庭负担很重。

    1955年夏，外公张闻天刚结束驻苏大使之任，就把我这个大外孙女接到了北京。那年，我9岁，从此开始了在外公身边的生活。

    我在北京外公身边待了5年，这时外公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外公、外婆对我非常关心呵护，但并不娇惯。因为他们工作繁忙，我被送到学校寄宿，每周六回家。学校在海淀，家在景山，每次回家需乘换两次公交车。

    当时学校里的伙食很简单，大白菜居多，主食常吃窝窝头。我每月只有车钱，没有零花钱，衣着朴素，甚至比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还差。外公自己也是，内衣都是补丁，只有接待外宾时，他才会拿出七成新的中山装熨一下再穿。有一次，外交部要给他家里换新家具，被他一口拒绝。他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人家坚持为他修理还铺了新地毯，事后，外公悄悄把旧地毯换回来，将新地毯退了回去。还有一次，外公和警卫一起散步，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上前和警卫打招呼，还误以为外公是警卫的乡下亲戚。

    外公也有“奢侈”的时候，那就是买书。他是个爱书如命的人，他的习惯是休息日跑书店，当他集中注意力选书的时候，我也趁机选书，不知不觉就是一摞。付钱的时候，外公、外婆从来不说我什么，他们喜欢爱看书、爱学习的孩子。

    逆境中的思考

    十年浩劫期间，我们与外公失去了一切联系，他在“文革”中的境况，只能从媒体、大字报中获得只言片语。1974年下半年，我们接到外公自广东肇庆寄来的信。这时才知道，自1969年10月起，他就被流放到那里了。

    1974年夏天，周总理批示允许外公参加地方上的党组织生活与工作，同时也允许亲属前往肇庆，我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去的。我到肇庆的时间是1975年的初春，当时我30岁。

    记得我到后两天，外公就叫我誊抄他写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外公平反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原来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出逃后，外公以一位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此事实际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从1971年的10月12日起，在受到监管的艰难条件下，他开始秘密地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到1974年夏天，历时3年，写了十几万字。

    生前的愿望

    1975年4月28日，外公写信要求迁往离家乡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1976年7月1日深夜，我在上海突然接到无锡发来的电报：“外公已逝，速来锡。”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无锡新生路7号时，上海的亲属基本都已经到了。外公离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距“四人帮”垮台只差95天！他没有看到他期盼的“天亮”。

    外公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写的文稿有一天“能够到会上谈谈”或者出版，对人民作点贡献。所幸这个愿望从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现了，他一生的理论创造，也成为党的宝贵财富。

    (《解放日报》6.15 张秀君口述 龚丹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