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理念来改变人心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

    在曾国藩看来，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要扭转这种局面，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也正是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

    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以“卫道”为旗号，与太平天国对抗，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

    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

    法家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过于强势、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一席“岐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

    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就是道家。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曾国藩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

    （《北京日报》5.25 宫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