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一贯以谦恭和善著称的周恩来，为何几次与身边人员生气发火呢？
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去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
这一天，先农坛体育场有场中国队对印尼队的足球赛，前往送行的高级将领都是球迷，因担心送客耽误了看球，都有些心神不宁。机舱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互递眼色，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去。早已心不在焉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往门口赶。
静等飞机升空的周恩来回头一看，脸色勃然大变，他向身边的秘书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都给我叫回来。”
这些高级将领们有的惋惜地说：“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有的还安慰：“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齐刷刷站在了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始终笔直站立看着飞机起飞，直到外交使节们离开后，周恩来喝问道：“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不敢去想看球的事了。
“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我来给你们上课。”周恩来讲了足有15分钟，然后抬腕看一眼表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看足球赛。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内瓦会议闭幕那天，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恩来嘱咐他的外交秘书李慎之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待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
别墅楼上，只有李慎之一人。他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剪下来送到电台。没事时就看看窗外花园的景色，自以为“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孰料，到了半夜12点左右，周恩来机要秘书陈浩打来电话。她说：“你快来吧！从来没有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李慎之大吃一惊，急忙赶到别墅。陈浩对他说：“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发的少了好几段！《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因为新华社把你发回去的稿子同外电对，对出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惊慌不已的李慎之仔细回忆，才想起可能是纸张极薄的原稿在被他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被风吹走了，因为他的办公桌正好临窗。
李慎之惶恐地走进周恩来的卧室，等着挨批评。不料周恩来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赶快补救。”
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诉李慎之，那天的《人民日报》到中午才出版。李慎之以为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了，不料第二天，周恩来又叫李慎之随同出访。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事不对人，而且就事而论严格，过后相当大度，允许和倡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周恩来于1965年前往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途经开罗时接到一份电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
此时，打前站的外长陈毅已经到达阿尔及尔，许多亚非国家对于能否开会都很焦急。由于他们都信任中国，所以纷纷来找陈毅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性子豪爽、刚烈，是闻名遐迩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然而，亚非会议无法举行。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周恩来，并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和周恩来私交很深，随意得多，平时不这样。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低声承认错误。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说，“你是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周恩来的声音很少这么大。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待陈毅走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不免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周恩来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其中一位秘书借机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这时周恩来的气已经基本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党史纵览》2015年第5期 孟红）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