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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详细阐述了他理解的中国改革和未来30年中国的改革前路。
以三十年为周期观察中国
记者：去年底，您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为什么要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来观察中国？
郑永年：准确地说，应该是未来的三十五年。到2049年，是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现在开始到建国一百周年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而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记者：您怎样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的30年？
郑永年：对毛泽东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人，近代中国人受欺辱，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也搞了很多经济建设，虽然他领导下的新中国人均收入很少，但社会保障、人均寿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都是毛泽东的功劳。
今天我们说市场经济发展，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经济，他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怎样评价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
郑永年：邓小平的三十五年，是另外一种改革范式。他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我觉得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人喜欢跟美国人比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经历了五任总统。中国也经历了五任总书记。比较的话，中国从一个那么穷的国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目前是7500美元（1美元约合6.11元人民币），从整个亚洲来看，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都不及中国。
同时期的美国，除了在海外打了几场仗之外，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国内基本上就是进行了医疗改革，到最后还没有成功。在国际外交上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不输美国
记者：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成就不像经济建设那样突出。
郑永年：西方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上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我说也不对。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与西方强调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取得了很多成绩：
第一是精英政治任期制，国家主席和总理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是中国的政治发明。中国的国家主席与美国的总统任期相差不大。
第二是严格的年龄制度。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的官员（公务员）退休，这个对政治系统更新非常重要。美国的国会是终身制，只要选上了就是终身制，九十多岁还担任议员，这在中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是集体领导，即所谓的贤人政治。有一个干部的标准的问题。既要有地方的工作经验，又要有中央的工作经验，既要有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又要有军队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非常好。西方的选举制度，有时候并不看重你的工作经验，只要你有某一方面的特质，打动了选民，就可以当选。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郑永年：改革开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一般来讲，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应该是分开的。我们看西方，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这些都是社会领域。这些是政府需要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医院成为一个暴富的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危机以后，有些人提出教育产业化，因为老百姓重视教育，教育产业化，可以拉动经济。2008年以后，建筑领域住房产业化，但是你去看，如果这些领域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社会肯定不稳定。
制度设计将成“最艰巨任务”
记者：您在此前的演讲和著述中提到，“‘十八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起点”，为什么？
郑永年：“十八大”规划的是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集权式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比如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好多西方人问我，这些小组以前也有，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说这个不一样。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十八大”）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但是以前的领导小组一般是不公开的。现在的这些小组都是公开的，正式的，只要是公开的，就是制度化的。还有就是组长责任制，组长要负责任的。
第二是全方位反腐败。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反腐级别越来越高，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被查。二是对集团化、拉帮结伙式的腐败严厉查处。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就会出现经济寡头。石油、电力、金融，这些垄断，一个垄断就是一个寡头。如果经济寡头转向追求政治权力，成为政治寡头，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中国反腐的最低目标是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转型。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设计，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扩大中产阶层胜于追逐GDP
记者：您怎么理解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郑永年：我经常到中国各地去跑，对“新常态”有不同的理解。“新常态”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目标。这里大家要注意，中央的领导人非常清醒，但是到了地方，很多官员认为现在是“新常态”了，我们不用干活了，这种苗头很危险。
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去看，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问题很突出。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很多改革的议题，这些都要有人来落实。你要改革，就要做事情，做事情就要涉及你周边人的利益，那这些人就会反对。怎样推动官僚机构主动作为，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记者：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郑永年：中国现在人均GDP7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社会，怎么样来把自己提升为一个高收入社会呢？如果能保持6%-7%的增长，10多年，20多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有些领导可能过分乐观了，认为中国不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到地方上去看，经济增长压力很大。世界银行统计，二战以后世界上150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躲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大多是能源国家。还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国际环境影响。日本是西方的一部分，是一个纽带。西方基本上把所有的市场都开放给日本，日本没有任何压力，经济就发展上去了。四小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而且四小龙经济规模比较小。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的话，中国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国际环境又不好。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国家，很重要。
记者：中国未来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先生产、后分配、再民主。
现在怎么样把中产阶级做大，这非常重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是社会体系，把中产阶级（比重）创造到70%-80%。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了，中产阶级有多少？统计数据不一样，大概是25%-30%。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还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为什么呢，我自己的观察，如果一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社会了，老百姓非常理性、平稳。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有房有车的话，你就不会去烧别人的车和房子，你也怕别人烧自己的车和房子。如果你自己没有车和房子的话，你看见别人的车和房子就恨，一把火烧掉了。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有多少，我们更要关注中产阶层的增长、中等收入阶层怎么做大的问题。中国的GDP搞了很多的指标，但是所有的指标没有像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这样更有效、更有用。
中国执政党应该更开放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并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制。中国没必要搞多党制。
如果你比较新加坡和台湾，一个威权资本主义,一个西方式民主。我访问台湾的时候，给马英九提过一个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新加坡跟台湾的经济差不多，但现在新加坡人均GDP5.5万美元，台湾呢，2.3万美元。你干什么去了？不是民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中国共产党应更加开放，新加坡的成功，就是因为执政党的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关键的少数”。一个社会中“关键的少数”很重要。关键的少数是主导中国未来三十年能否走下去的重要因素。没有关键少数人的守法，你只要老百姓守法，（发展）谈都不用谈。关键的少数不去改革的话，老百姓怎么改革？
（《国际先驱导报》 5.15-21 孙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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