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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北京的天气有些阴沉，人们在悲痛中送别了鲁平。6天前，这位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为香港回归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人，因病离开了人世。
“像在做地下工作”
1978年，“文革”结束后，港澳事务受极左思潮影响，十分混乱。中央急需一个专职部门来负责相关工作，就派当时的国务院侨务办主任廖承志牵头建立。廖承志是鲁平的老领导，对他的工作能力很清楚。“文革”中鲁平遭到迫害，离开了原来工作的《中国建设》杂志社。于是，廖承志邀请鲁平加入。
当时，港澳办只有6个人，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对“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后来，时任港督麦理浩在一次宴会中提出《新界租约》即将在1997年到期，收回香港的问题才正式放到案头。
1982年，由鲁平担任组长的5人调研小组成立，并赴香港展开调研。当时，鲁平是以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身份前往的，真实身份是保密的。其后的一年里，5人小组对香港进行了详尽的调研。1983年3月，港澳办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就是后来被称为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的“十二条”。这份报告为“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而在“文革”阴影还未完全从人们心头褪去的年代，交出这样的报告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什么苦都吃过，再来一次，我也不怕。”鲁平后来曾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1983年7月，中英两国正式开始谈判，鲁平也在谈判团之列，不过他依旧顶着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名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鲁平笑称“像在做地下工作一样”。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鲁平也从幕后走向前台，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制度化。
“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
1990年4月4日，鲁平出任港澳办主任。同年，港英政府抛出所谓“玫瑰园计划”，决定斥资1270亿港元建新机场。如果计划落实，1997年回归时，香港政府只剩下50亿港元，直接影响稳定。当时香港民众认为，既然有钱建，中国政府就不该干预。但是鲁平甘愿被误会，“的确跟我没关系，可我一定要给香港人争，我有这个责任。”
1991年5月27日，鲁平与英方代表柯利达在北京密谈。双方在财政储备上讨价还价，最终英方让步将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港元，加上另外的土地基金，给新建立的特区政府留下差不多1000亿港元。谈判结束后，柯利达对鲁平说：“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
带病投入“另起炉灶”的工作中
1992年4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他曾是英国保守党主席，在行事上，常常无所顾忌。上任没多久，彭定康就提出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外一套设计。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为完成平稳过渡达成的“直通车方案”：1990年，中英两国外长达成共识，只要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和成员都符合《基本法》规定，就可以直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之后，鲁平和彭定康在北京会面。最终不欢而散。彭定康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气愤地说：“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见英方蓄意破坏，中方决定“另起炉灶”，选出特区临时立法会作为香港回归后的过渡机构。压力又落在鲁平的肩上。而在此时，鲁平被查出了胃癌，必须立即手术。“我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鲁平后来回忆说。因为怕影响回归进程，鲁平随后在北京秘密进行了手术。术后，他还没来得及接受第二次化疗，就投入到“另起炉灶”的工作中。
在香港回归后的第六天——1997年7月6日，鲁平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港澳办，这时他70岁了。
（《环球人物》2015年第13期 郑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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