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有着极为密切的同盟关系，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一批中国少年也参加过苏联红军，并在卫国战争中共同面对德国法西斯。这就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的部分中国孩子。
5月9日，作为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不朽军团”游行请出战争英雄们的亲属参加。英雄的亲人们会高举他们的照片游行，这其中，将有四张中国面孔。
四位中国代表是：曾在苏联生活并经历二战的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外孙女刘丽、东北抗联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刘霞。
刘爱琴、刘霞、李多力都曾经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员，他们此次也会在游行队伍中与当年同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难友”们相会。
红色后代的汇聚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位于莫斯科以东三百公里，是苏联政府1933年建成的一所特殊学校，儿童院的简介上这样写道：“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创建了国际儿童院。”
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蔡畅夫妇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邓发的女儿邓金娜，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等。
据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陈祖涛透露，各国共产党人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等人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按国籍分班学习母语
苏联的儿童院都是按照苏联10年一贯制教育制度实施教育，中国孩子按照他们的年龄和原先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除了个别孩子在修完7年课程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外，部分孩子修完10年制课程，又考入了高等学校继续深造。
学生们修业的课程，首先是俄语，并且必修德语，也学一点儿母语。另外还要学习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学、动植物学、俄国文学等课程，中国的孩子学习都十分刻苦，成绩优良。其中，蔡转等人在毕业考试时，以各科成绩均为“五分”而获得金质奖，这是极少数人才可得到的荣誉。蔡博上大学后，则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斯大林奖学金”。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
为了让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儿童院当年还把大家按国籍分班，每周由各国自己的老师讲授母语和历史文化。很多中国孩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照片上认识了自己父母，了解父辈为之奋斗、献身的伟大事业。
被德军列入首批摧毁目标
被称为“红色摇篮”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孩子主要来自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和中国。这里成为数千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被迫害的政治犯子女的避难所。在法西斯第三帝国的地图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曾被列入首批摧毁目标。
李多力几年前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那段时光：“除了天天轰炸、提心吊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有一段时间极度困难，每人每天只有100克面包，根本吃不饱。我们就用自己种的土豆和森林里采的蘑菇来充饥。”
为支援前线，儿童院所有孩子各出其力、各尽所能。年龄大些的学生收空瓶子自制燃烧弹，到郊外挖反坦克壕，在机场扫雪，在医院照顾伤员、献血，为战士做棉衣、手套等，小班的孩子则种菜、砍柴、照料庄稼。
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儿盐，便大嚼起来，“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
“毛岸英向我隐瞒身份”
1938年师哲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中，师哲讲述了一些情况。
师哲谈到他那时努力教孩子们中文，“但是他们年龄参差不齐，比如赵世炎的两个儿子到苏联时只有几岁，基本不会讲中文，而且懂中文的老师又少，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仍然收效不大。”有趣的是，中央转战陕北时，毛主席收到了毛岸青用俄文给他写的信，“主席不得不到处让人找我替他翻译，说‘他为什么不用中文写信？’我解释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7岁以上的孩子正处在活泼贪玩的阶段，“特别是毛岸青等刚从中国来不久，一切都不习惯，所以师哲经常到学校同校长一起处理孩子们的纷争，为中国孩子惹下的祸道歉，“校长很开朗，他对中国学生和本国学生从来一视同仁，相当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师哲在其回忆录中称赞毛岸英勤学好问，学习成绩很好，会俄文和英文，他还讲述了毛岸英的一段故事：“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在苏联仍是这样，对我也不讲实情。有一次，岸英和我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北京青年报》5.8 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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