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苏联
4月中旬,88岁的刘爱琴去俄罗斯大使馆,领取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刘爱琴更习惯把俄罗斯称作“苏联”,她第一次去那儿是在76年前。1939年8月的一个早晨,刘爱琴和哥哥刘允斌离开延安去苏联。
住在他们隔壁窑洞的红军将领陈昌浩患有严重胃病,在刘爱琴兄妹走后不久,他获准搭乘送周恩来的飞机去苏联看病。一起去的还有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高岗的儿子高毅、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等。
抵达苏联后,大人们便离开了,留下六个孩子被分送到两处地方。孙维世到莫斯科一家戏剧学校学艺术,其他五人最终被送往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由共产国际建立的儿童院,原是为了照顾世界各地革命者的后代。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除了中国共产党烈士子女,还有中共高层领导的孩子,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还有一些孩子是中共领导干部在苏联结婚后出生的,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等。
儿童院里不但各项设施一应俱全,饮食也很好,孩子们在儿童院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课。慢慢的,这些孩子逐渐掌握了俄语,对苏联的认同感也逐渐加强。
风云突变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向德军下达了进攻苏联的命令,德军迅速打到莫斯科城下。
德军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儿童院头顶盘旋,大一些的孩子每天举着枪站在楼顶巡逻值班。有同学报名要去前线,统统被拒。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多年后回国,才从母亲那里听说,“战前周恩来与斯大林有一个协议,中国孩子学成后要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如果苏联发生战争,中国孩子不派去前线打仗。”
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苏联红十字会接手儿童院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马卡洛夫。他不但克扣伙食经费,而且还有种族歧视,尤其是针对中国人。有一次,食堂丢了东西,他不由分说,便认定是中国孩子所为。1944年8月,他强行赶走了罗西北、王继飞等几个中国学生,任由他们在苏联自谋生路。后来,他又将住在儿童院里的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送进了精神病院。
陈祖涛说,“共产国际取消以后,我们都是孤儿了。”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原本有着与苏联高层通信的渠道,但1942年他也离开了。
战争爆发后,毛岸英曾两次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上战场。终于,一位苏联将军将他带到一个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两年后,毛岸英从军事学院毕业,此时苏军已经将德国人赶出了苏联国境。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方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同兼保护毛岸英到前线战场转了转,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再见,爱人
在进入军事学校前,毛岸英喜欢上了儿童院里的保育员费尔南妲·普列斯婕斯,但费尔南妲只是把他当作朋友而已。
爱情来的时候,从来不分时间场合。中共领导人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接受了苏联男孩瓦里亚的追求,1947年10月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也是在1947年,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结为夫妇。
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才得知女儿的婚事。刘少奇要求刘爱琴和自己一同回国,并表示费尔南多一同回国不太合适。已经怀孕的刘爱琴不得不与丈夫分手,回到了中国。
刘允斌已经在苏联结婚生子,但是接到父亲建议他回国的来信后,还是回到了中国。由于他的妻儿不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只好两地分居。
他们的人生,依然没有避免被撕扯的命运。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那些曾代表着中苏友谊的家庭也受到波及:李特特与瓦里亚结束了夫妻关系,后者返回苏联;刘允斌也与妻子正式离婚。留苏背景给他们带来了“苏修敌特”的帽子。作为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受到的批斗最为激烈,他最终不堪忍受,卧轨自杀。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1998年,刘爱琴去莫斯科,曾去打听前夫费尔南多的下落,得知他在1963年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如今,那家儿童院还在,只是名称已换了。在一栋新修的教学楼背后,写着一段这样的话:“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经过,但是留在心底的只有你。万卡,我爱你!”
(《看天下》2015年第11期 张恒 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