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4日,日军进攻长沙,与国军第九战区部队激战22天,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此役,国军用伤亡2万余将士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数万人,蒋介石曾写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天时
按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计划,从岳阳到长沙由北向南布下层层防线,以消耗日军的战斗力,守卫长沙的第十军需要做的,是顶住日军的进攻,等候前方部队的回追合围。
薛岳当年为什么选择这片疆域作为阻滞日军前进的战场?
岳阳与长沙之间,由北向南横亘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连绵的水田将土地分割得如同棋盘,不时出现的丘陵遮挡了南北相望的视线,这种地貌缓解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力。
薛岳认为这还不够。会战开始前,他调动部队和百姓,将通往长沙的铁路和公路全部破坏,并在湘江、沅江之间日军的前进方向埋下数千地雷,稻田里也被注满了水。彼时,中国的士兵穿着草鞋,日本军人穿的是皮鞋,“皮鞋灌了水比铅还沉,更不要说日军的武器和补给车辆了。”
天气也帮了大忙。在老兵陈荣华的记忆里,日军进攻到中国军队在汨罗江的第二层防线时,天降大雪,雪地里,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格外扎眼。
陈荣华是73军15师56团的连长,降雪当晚就和敌人先头部队交上了火。从深夜一直打到拂晓,先后补上去的战士或死或伤,但枪声始终未停,“不能怕,怕了死得更快些。”
韬略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部署,部队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岳不服气,“什么挺不住?我一定挺得住。”
陈诚和白崇禧急了,飞到长沙做薛岳的工作。薛岳拒绝接受调停,把电话打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睡了,他跟宋美龄说,“让我守半个月就撤离长沙,我不准备这样做,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
此时,新墙河与汨罗江两条防线上的中国军队纷纷投入了战斗,就连大云山上一座寺庙里的僧人也加入进来。由于出家人不能杀生,僧人们便给上山寻找食物的日军饭菜里下药。
第二天,宋美龄给薛岳回了电话,蒋介石告诉他,如果有信心就在长沙打,不算抗命。
赴死
1942年1月1日,日军猛攻左家塘,守卫这里的第十军预10师29团营长以下伤亡殆尽。
当晚9点,日军加藤素一大队进入长沙城,但队伍刚进长沙城不久,加藤素一就被一名守军战士击穿腹部身亡。
1日晚,薛岳给预10师师长方先觉打电话,问他“你能守多久?”
“我能守一个星期。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方先觉说。
深夜,方先觉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后方他的家眷,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是方先觉的遗嘱。杨正华将这份遗嘱登在了第二天的《长沙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遗嘱鼓舞了城南郊的中国士兵。1月3日,日军主力攻至冬瓜山阵地,见驻守的预10师28团工事密集,便大量投掷燃烧弹,阵地瞬时成了火海,很多战士被活活烧死。
见守军不退,日军又组织敢死队,将炸药绑在身上冲进阵地,“最后阵地易手时,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28团的王维本回忆,为了夺回阵地,团长葛先才也组织了敢死队冲向冬瓜山,拉响炸弹与敌同归于尽。
在王维本的记忆里,这场战斗双方敢死队相互冲杀了11次,阵地上除了硝烟只有残肢断臂。
奇兵
葛先才带着剩下的58人退守到长沙城南门外,继续阻击日军进城,时任预10师作战参谋的藏肖侠看到葛的部队所剩无几,师部把城内的担架兵、输送兵、马夫、伙夫也派到了阵地上。在岳麓山上炮兵部队的支援下,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打退了日军十余次冲锋。
岳麓山上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一支奇兵,他们在山顶上俯瞰全城,给东岸城区最密集的日军带来摧毁性打击。日本各兵团于4日夜间开始返转。此时,湘北各条防线的部队纷纷回追到长沙城四周,从日军外围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为了防止被全歼,长沙城外的日军开始溃逃。
日军一些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战死的士兵要被剁下左手,烧成骨灰带回国。藏肖侠发现,日军连剁下战友左手的时间都没有,“一些尸体的左手被剁了两三刀也没断,只好剁小拇指。”
日本投降前夜,日本陆军大将阿南惟畿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惨败,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5.4 贾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