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价胡适的学术地位

    胡适对自己曾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尽管这是胡适的应酬之作，然而“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对自己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评估。

    在文学革命方面，胡适居功甚伟

    是胡适首先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义”；也是胡适最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在实践方面，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并最先用白话文翻译欧洲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国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也是提出戏剧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创作的《终身大事》，被人视为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

    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实践活动，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则与胡适本人的性格和才情有关。比如他的《尝试集》虽然打破了旧诗的“清规戒律”，却未能形成新诗的格律，其中不少仅仅是分行排列的散文，缺乏诗的意境。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奠定了胡适的学术地位

    该书是胡适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基础上增扩改写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响之大，实属空前。原因就在于：作为第一部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突破了旧学者不敢质疑的经学范畴，把原来只供人们顶礼膜拜、不敢非议的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圣贤”撇在一边，而从老子、孔子开讲，把历来被人们认为不能议论的“至圣先师”——孔子和老、墨、荀子等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正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所谓解构，建立起符合西方学术观念的中国哲学史，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是以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诠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进入3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接着”中国的“哲学史讲”更有利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树立。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重要的学术成就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新观点的提出，打破了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引上了正确的学术轨道，并开了一代“新红学之风”。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考证小说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学生、也是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就曾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打破了“旧红学派”的迷雾，但他自己“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不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一创作规律，因而又陷入了以《红楼梦》穿凿附会曹家真人真事的“迷学”。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或许是对胡适最实事求是的评价。

    （《光明日报》4.22 郑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