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杀惜”故事演变重构宋江性格

    林宪亮在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说，《水浒传》成书之前的《宣和遗事》就已经有了宋江“杀惜”的情节。在《宣和遗事》中，宋江“杀惜”的原因是他偶然发现阎婆惜正与其他男人暧昧、偎依，顿时不能接受，将他们一并杀死，宋江是因为嫉妒而“杀惜”，这表现了宋江重色与冲动的特点。而在《水浒传》中，作者施耐庵对宋江“杀惜”进行了巧妙改造，阎婆惜已不再是娼妓，而是宋江的外室，由于阎婆惜一再威胁宋江，宋江在情急之下无奈杀之。这样，宋江的性格不再是重色与冲动，而是稳重与隐忍。同时改造之后的宋江“杀惜”故事亦成为宋江形象塑造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不但促使宋江走向江湖，还揭示了当时宋江的心理底线，即他对落草为寇以及背叛朝廷的恐惧，这种恐惧甚于杀人。这也是宋江“杀惜”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决定了上梁山之后的宋江会把梁山泊义军带向何方。

    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田峰在2015年第2期《学术月刊》上说，初盛唐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边塞诗人对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有了全新的地理感知，这种感知使该时期的边塞诗显得恢宏豪迈、雄浑壮阔；中晚唐时期，西北疆界被不断压缩，诗人对边塞的地理感知随之与盛唐有异，在诗歌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这些现象表明，文化生产的自信和风格，往往与国家政治地理的变迁相关联，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