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

    缓解“过劳死”不能只让个体反思

    3月24日一早,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据其妻子说,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他为了这个项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

    早在2012年,就有调查显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当我们谈论“过劳死”时,往往更多止步于个人生活习性的反思上，在很多时候或只能是徒有“身不由己”之叹。

    为防止“过劳死”的蔓延,日本曾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如果疲劳过度以及疲劳过度导致自杀被认定为劳动灾害(相当于我们的工伤),可以提起劳灾保险申请。

    但在我国,对于“过劳死”,无论从医学还是相关法律上,都尚缺乏清晰的定义。这既导致“过劳死”发生后死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权利赔偿,也很难真正使得用人单位与相关部门成为化解“过劳死”的反思者与行动者。

    至少在相关法律中,应该对之予以明确定义,进行责任的细分,一是提请关切,二是确保死亡权益的保障。（《新华每日电讯》4.8 朱昌俊）

    别让“PX共识”在爆炸中瓦解

    4月6日，福建漳州古雷腾龙芳烃项目发生爆炸。浓烟与巨响，再次触动了公众对PX等大化工项目敏感的神经。

    前几年，从厦门、宁波，到昆明、茂名，PX项目不断遭遇民意阻击。经过长期的讨论，对于PX项目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PX项目很重要，其生产的二甲苯等，对于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大意义；同时，这样的项目对于地方财政收入、就业率的提高，也能发挥很大作用。二是，PX项目本身是无害或者低害的，正常运行的PX项目，对环境和人体的影响，绝对不会大过一个普通的造纸厂。

    不过，这两个共识，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严格的安全管理。一旦出了安全事故，所谓的“重要性”，也就在事故伤害面前被一票否决了。对于PX项目，不是要不要建的问题，而应该是如何管理好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公众的说服，对于PX项目的发展，“管”的问题应该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京华时报》4.8 舒天烈）

    文明旅游不能仅靠“游客黑名单”

    据报道，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3月24日开始实施，这被业内称为官方版游客黑名单制度。

    《办法》规定，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将会被存档，必要时这些有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游客将被公安、海关、人民银行征信机构等部门“封杀”。

    建立黑名单制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单抄录过程。从以往的冲突来看，在很多时候，游客表面的“蛮不讲理”往往与旅行社或商家服务不到位、甚至侵犯游客利益有关。

    此外，在针对游客不文明的纪录管理办法中，还专门提到，将开展旅游不文明“随手拍”活动，将旅游不文明照片、视频等集中公布。这些举措的威慑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在集中公布时，是否会造成游客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

    规则制度的形成，应该建立在共识之上，靠集体道德感提升实现文明旅游。这种共识的达成，既需要旅游市场得到进一步规范，也需要制度规则做好加减法，让利益相关主体有着对等的话语权。如此，才能真正让“游客黑名单”制度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对应。（《光明日报》4.8 高亚洲）

    从司法角度反思“见死不救”

    据报道，安徽居民张师傅驾车回家看望母亲，路上发现有一老人躺倒路边，疑似车祸，但是“因为没有行车记录仪，怕担责任”，所以未停车救人，等回家发现母亲不在再度返回现场，才发现受伤的是母亲，结果老人送医救治无效，不幸身亡。

    就成人来讲，任何时候，救助生命都应该是无条件的。其实类似于张师傅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群众对于法律和司法部门的信任度问题。

    就交通事故来说，撞人与没撞人之间，差别是巨大的，连有经验的司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更别提专业的司法调查。可是明明没撞却担心停车被当成撞人者，说明至少张师傅对于是否被冤枉的担心超过了他对于司法的信心。

    在中央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能让每一个百姓都信任法律，并且参与法律建设和维护，成为整个社会司法体系中的有机组成单元，有很多必须的工作去做。（《北京晨报》4.8 郁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