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和他的珍邮

    祖父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连集邮家也很少提及。他属于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从1914年在杭州念中学起，到1991年把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集邮生涯长达77年。

    一

    集邮界前辈姜治方先生在《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中记述了“与夏衍的交谊”：“1953年秋天，一个星期四的傍晚，我听到门口有汽车掣动声，随之进来一人，开口说到：我是夏衍，想见见姜治方同志。”他们一见如故，祖父后来多次去羊毛胡同姜寓观赏邮票。

    经姜治方介绍，得知前燕京大学校长，同为集邮家的陆志韦先生有出让全部藏邮的想法。于是，1955年的元宵节，祖父与陆先生在姜寓见面，双方一拍即合，谈妥交换条件后，一次从陆先生手中换得六、七十枚大龙票，祖父高兴地说：真是机会难逢。

    我祖父藏邮中的日本邮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收藏。祖父自1920年起留学日本七年，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的集邮大家，也是我祖父的邮友，他多次到家里看望过我祖父，水原先生对我祖父的日本古封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地提出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我祖父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水原说过，“如在日本，您早就是大富翁了”。在我祖父1991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这套日本古封片集里，第一张是明治7年（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而水原明窗1990年寄给他的，印有象征中日友好梅花和樱花图案的纪念封是最后一张明信片，时间跨越了百年。

    二

    我祖父的邮品固然珍稀，而他与邮友们的情谊更是令人神往。

    姜治方写过这样一件趣事：“夏来京开会，到我家他忽有所感地说：‘老姜，你这样珍贵的邮票，怎么不舍得买个保险柜？这皮箱放在床底下拖进拖出，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嘛。’受他的启发，我终于买到了一个英国进口钢皮的四个抽屉的文件柜，用以存放邮票。……夏来我寓，一眼看到我买的保险柜，高兴极了，连说：‘这才像个样子。’”

    这让我想起祖父的邮票柜，一个深棕色左开单门矮柜，木质一般，大约一米左右的高度，里面板隔不多，用于放邮票本正合适。我祖父还有一个香樟木藏画柜，体量不小，质地考究，有长长短短不同的扁抽屉十几个，排锁在柜子的两侧，很少见。现在，邮票柜、保险柜和画柜都捐给在浙江杭州的“夏衍旧居”。

    三

    我祖父那一代收藏家是有自己的“格”与“品”的，殊途同归，他们的最终选择是一样的。

    “集之不易，不能分散”是他们收藏的核心思想。

    姜治方先生说，“要想一个永聚不散的法子，就只有将邮集全部捐献给国家。”对此，他写到：“我第一次公开表示捐献邮集的心迹，是1953年秋季那个星期天，夏衍在我家吃饭的时候。我的邮票和封片等，夏衍也差不多都看过一遍。在进餐时，夏衍说：‘中国士大夫只知道收集书籍字画，古董玩器，而不知集邮。老姜能把这样丰富的中国邮票、实寄封、明信片的珍品收集回来，这对国家是一个大贡献。老姜的邮集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可观。集之不易，希望不要再分散了。’我当即表示：‘决不再分散，今后都统统捐献给国家。’”

    与他们同道者还有上海的民族资本家马任全先生。我祖父50年代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两人常在一起聊邮、赏邮。在一次闲谈中，马先生说起自己有捐赠藏邮的想法，得到了我祖父的支持，并一同商议了捐献目录。1956年，马任全先生所毅然捐出的是一部中国邮票全集，共有6165枚邮票。

    （《文汇报》4.3 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