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莫忘做笔记

    前人读书治学，多有做笔记的习惯，学问也常常从笔记本中得来。

    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勤于做读书笔记，从1914年至1980年逝世，做笔记的习惯从未间断，60余年积累笔记近百册，共四五百万言。他所从事的古史研究需大量考据，做笔记是他治学研究、著书立说的基础，“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此外，在他看来，做笔记“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笔记实乃学术界的小品文。

    钱锺书读书也爱做笔记，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坚持，单是外文笔记就达200多本、3.5万多页。据杨绛所言，他的笔记本“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其笔记不仅数量惊人，内容也广袤博杂，从精深博雅的经史子集，到通俗的小说院本、村谣俚语和笔记野史，古今中外，无所不容。把这些笔记前后参照、相互引证、融会贯通后，才有了如《管锥编》里那样汪洋恣肆、行走于东西之间游刃有余的文章。

    蔡元培晚年总结自己读书多年却“没什么成就”，原因之一是“不能勤笔”。“不能勤笔”即不能勤于做笔记。他说自己读书虽然只注意于他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这样的后果是不易检索，需要用的时候“几乎不容易寻到”。

    可见，对于治学之人，做笔记是读书应有的步骤。时代在进步，电子笔记的出现让笔记的记录、保存和使用更为便捷，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人民日报》3.31 汤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