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私德否定公义

    曾在广州监督公车私用逾百辆的“区伯”，近日因嫖娼在长沙被当地警方抓获并处行政拘留5天。消息传来，舆论立即炸开了锅。

    综观舆论场，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值得深思。一种观点认为，“嫖娼者有何资格监督公车私用”？另一种观点则充斥对执法行为和动机的怀疑与揣测：含糊其辞的“群众举报”，被抓时曾曝光两起公车私用的巧合等。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舆论意见，实际上存在同一个思维误区，那便是将公民的私德与公义混同起来。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公域与私域不分、私德与公义混同的认识误区，个人的私德如何，往往成为社会公众评判其公共行为的重要标准，反之亦然。于是在典型宣传中，一个履职尽责的好干部，必然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好人，没有一丝品德上的瑕疵。而那些滥用公权、贪赃枉法的官员，也必然是私德败坏者。

    私德当然会影响到社会对个体的评价，但并不妨碍其行使法定的公民监督权利。以法治的思维评判，一个人私德不佳，并不降低其法律上的公民主体资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治的启蒙是从公域与私域相分离开始的。嫖娼是一种违法行为，可归入广义上的私德范畴，反映出个体不知洁身自好，只要触犯法律就理当受到惩处；监督公车私用则是公民在公域中行使法定权利，不应因为个体的私德品行而受到褒贬。我们不能因为区伯“嫖娼”，就否定其监督公车私用的公义；当然，也不能因为昔日的正义之举，而对其私德上的瑕疵宽宥开脱。

    (《京华时报》3.30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