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与此同时，上海发生了人民广场事件。
自制旗帜悼念总理
1976年清明时节，上海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青年工人黄水生怀着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买了三尺洁白绢纺绸，找了一根旗绳，做了两只铁圈，再将清明前买的一张八寸大的周总理遗像，用一只塑料薄膜袋套好，在像的后面还用了一张硬抄本的封面垫好，防止折皱，四周用缝纫机线踏好，做成了一面悼念周总理的旗子。旗的中央是总理的照片，下面恭恭敬敬地用毛笔写了“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八个大字。
1976年4月8日清晨，黄水生来到上海人民广场中心旗杆，按照事先踩点后想好的办法，将旗杆上的旗绳剪断，换上了悼念旗，高高飘扬在人民广场中心的上空。这时有许多人围拢过来，仰望悼念旗帜。黄水生站在旗杆边，先向围拢过来的群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中共中央讣告，接着又高声宣读自己拟写的内容：“值此周总理逝世三周月，上海人民在人民广场升悼旗一日，敬爱的周总理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刚讲完话，突然有人挥拳头打向他的头，把他的帽子拉掉，眼镜也被打落，这时旁边有人为他捡起了眼镜和帽子并对他说：你赶快逃吧。但他说：“我不怕，悼念总理有什么罪？我坚决不走。”
当时有一个学生、两个青年工人、一个民兵，把他围住，在争论中人越围越多。公安人员赶到后把黄水生暂扣在广场边上的好八连驻地。
几次指示严查
由于黄水生在旗杆绳子上动了脑筋，公安人员把旗杆上的绳子剪断后，悼念旗帜怎么也拉不下来。这时“四人帮”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亲信薛干青在值班室非常着急，认为旗不赶快拿下来，人会越来越多，要出大事。于是只能通知消防出车，用云梯把那面悼念旗取下。此时公安局派来了吉普车，把黄水生双手铐上，剥下上装，包着头，拖进吉普车，送到了黄浦公安分局政保科审讯。薛干青给黄浦公安分局打来电话，传达了马天水的指示：“对此人绝不能放过，这是反革命行动，一定要严惩，防止他逃跑自杀。”但一上午审讯毫无价值。到了下午又传来了马天水的批示：“严加看管，防止逃跑，抓紧审讯，绝不放过，情况要及时报告，如分局不行转市局。”
薛干青和徐成虎（“四人帮”上海余党在市公安局亲信）还亲自到场审讯，问黄水生是谁指使他干的，黄水生很坚强，不肯讲姓名，在拘捕证上还写上“要上诉”，也不暴露身份，只讲自己热爱总理，悼念总理有什么错。最让他们头痛的是黄绝食，于是只能把他送到上海市劳改局医院打葡萄糖，但到医院后他不肯打针。有几个人又动手打了他，结果葡萄糖没有打成，后被送到了第一看守所。
到了晚上，有关方面又收到了马天水的批示：“敌人利用悼念总理搞反革命活动，北京就是，实际反对批邓，北京事件不是邓死党搞的嘛，要坚决进行审讯，不吃饭可打葡萄糖，但不准搞死。”徐景贤也批示：“北京可以搞，上海敌人也可以利用搞反革命活动。”王秀珍也下达指示：“这是南北呼应的反革命活动，要查出黑后台。”除了硬给灌食外，黄水生连续绝食了八天。不久，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黄水生得知后，开始吃饭、做笔录。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到需要的东西。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党中央的有关精神，经市委批准，黄水生在关押了10个月后于1977年2月16日被释放，回原单位工作，补发拘捕时期的工资，平反文件内容仅此两条而已，对他政治上的平反只字没提，把他打成“反革命”的有关“罪证”也没有当场归还。直到1978年10月28日,徐汇区服务公司召开大会为黄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了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一人受害全家遭殃
黄水生被投入冤狱后，不仅抄了他的家，还不准其亲属向组织上汇报。黄水生的姐夫从北京出差回来，也遭到了非法盘问，认为黄水生人民广场悼念旗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有必然联系，即所谓的“南北呼应”。黄水生的弟妹有的就此未能分配工作，有的不能上“七二一”工人大学，有的恋爱对象也吹了，甚至连黄水生的小外甥也被不明真相的人追打，叫骂为“小反革命”。
黄水生被捕后，薛干青、徐成虎等人不顾事实，在1976年4月14日的《公安情况》上，编了一篇所谓《群众奋勇捕获妄图在人民广场制造事端的反革命》简报，把黄水生诬陷为“扯白旗的反革命”。
这份简报传到了上海团市委后，领导当即指示：“要马上调查”,并派人到洋泾中学要求总结该校1976届学生李华所谓“英勇擒敌”的经验。未过几天，一篇题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记青年李华等同志擒获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在1976年第八期《团的情况交流》上抛了出来。
这篇文章完全不顾李华同学反映的真实情况，虚构事实，利用学生大做文章,在当时的团员、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前面讲到的四个人围住黄水生，除李华外，还有两个青年和一个民兵，在1978年的案件复查中他们各自写了书面材料，承认当时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世纪》2015年2期 胡远杰)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