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

    《金瓶梅》简介

    《金瓶梅》是一部长篇小说，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共100回，其版本有二：一个被通称为词话本；另一个被称为绣像本（有200幅绣像插图）或崇祯本。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生活的描述，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明人谢肇淛（zhè同浙）说，《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xiè污秽）语、市里之猥（wēi亲密靠着）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léi酒器）枕席之语、驵侩（zǎng kuài经济人，市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僮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hài同骇）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金瓶梅》摆脱了这一传统，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有人认为，虽然由于小说中有性描写，使它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但只有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够真正读懂读透它。明末李渔将《金瓶梅》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

    《金瓶梅》采取了佛道的框架结构，无善无恶的观念随处弥漫，在一定程度上疏松了是非和道德判断，《金瓶梅》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明显“向下运动”的迹象。实际上，《金瓶梅》中的人物主要是在其动物性的一面（即欲望的一面）展开的，这些人物一旦被褪去了名理和道德的外衣，即迅速地滑向了动物性的生存，变成了与草木同朽的“众生”。在这种“向下运动”的轨迹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并捕捉到《金瓶梅》叙事中所隐藏的那个“超级叙事者”。这正是历代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个“佛心”或“佛眼”。

    在《金瓶梅》中，一方面，作者通过直接的议论或通过叙事代言人来描述并评价人物的言行；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于这个“超级叙事者”，通过高高在上的佛或者仙的眼光，来打量尘世中的一切，并建立起最终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个“超级叙事者”的存在，居于“众生”地位的人，其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都变成了过眼烟云。

    这个外在的、俯视性的、超越性的视角被引入《金瓶梅》的叙事，导致了两个互为悖谬的后果。

    《金瓶梅》通过佛的眼光来看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挣扎、修为乃至背叛，认为都是欲望的产物。作者依附于这个立场对欲望本身展开终极性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个“佛眼”又对人世间欲望的煎逼以及人沉湎于欲望的昏昧与愚蠢，给予了无条件的慈悲和哀怜。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

    其实，“佛眼”在《金瓶梅》中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屏障和保护。正因为这个“永远正确”的“佛眼”的慈悲和保护，作者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种正面描述欲望（特别是赤裸裸的色欲）的道德勇气。

    作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失控和欲望横流所感到的深切绝望，迫使他寻找能解释并安慰这种生存和文化绝望的超越性价值系统。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他所能找到的或许只有佛教与道教，即透过“佛眼”来打量并批判尘世的欲望。

    悖论式的观念和题旨，在《金瓶梅》中几乎随处可见。这既可以表现晚明社会剧变中新旧观点的驳杂与并置，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社会大众的道德困惑。这种困惑，集中体现于作者对待欲望（特别是色情）的态度上。

    色情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金瓶梅》，既说它“时涉隐曲，猥窦者多”，又指出此书的写作，在当时实属“时尚”。这里的“时尚”或许有两层含义：一为淫邪之风遍及朝野天下，颓风渐入士流之林；一为专叙床笫之事的小说作品，在当时也已蔚然成风。

    不过，世人谈及《金瓶梅》，往往将它视为中国色情小说的鼻祖和渊致，或将它视为色情文学登峰造极的奇观，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对色情的描写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胆的一部。鲁迅所说的“时尚”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作为描述十六世纪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的主题涉及社会的商业、经济、市井文化、法律、道德及文化观念等众多领域，“性”不过是作品中众多主题之一。其与明代社会勃然兴起的色情小说，固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倘若仅就色情和性描写而言，毫无疑问，《金瓶梅》仍然处于这个色情泛滥的文化系统之中。

    为何中国的色情文学创作，会选择在明代中期至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集中喷发？它是偶然的吗？

    对于《金瓶梅》的历代读者或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为《金瓶梅》的色情内容进行辩护时，其理由往往集中在以下两点：

    其一当时的社会风气本身就是淫荡的，小说不过是一种隐喻和记录而已。

    其二，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衰弛，社会与道德混乱，士大夫和文人大多深感绝望。由于找不到出路，他们可以做的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纵情于男女声色；一是构建亭台楼阁，在封闭的园林中“洁身自好”，逃避政治，并培养醉生梦死的所谓“个人趣味”。

    以上两个理由，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不止于此。

    本然

    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进程中，都出现过一个被称为“伦理学暗夜”的时期——西方社会公开质疑上帝及其基督教伦理，中国则是质疑程朱理学及其世俗化的社会道德。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规模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价值和道德困惑。在新思想冲决旧有的道德藩篱的过程中，它需要一种既维护旧道德（主要是策略上的说教），同时又让新的思想观念得以出现（多半是以“恶”的形式）的矛盾结构。

    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阶层流动性的增加、新兴商业伦理的初步形成。另外，明代地方经济势力（如晚明的东南沿海集团）迅速膨胀，开始影响到皇权政治，单单依靠旧有的“一贯式”儒家道德、伦理，已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明代社会法律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法律的倚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下，法律的运行和实施，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有这些内容，在《金瓶梅》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重估一切价值”的冲动，首先从宗教开始，依次波及到道德和法律层面。中国社会并无西方式的宗教系统，因此思想变革主要在道德的领域内展开。不用说，《金瓶梅》正是这样一部对社会政治、道德、法律的伪善展开批判，并对传统社会人情伦理的“虚妄”进行全面质疑的作品。西方的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是在“自然”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对“自然”的发现，构成了反基督教主义、反道德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金瓶梅》的“嫉伪”和道德批判，也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它当然不是萨德、施蒂纳、尼采的“自然”，而是佛教与阳明学“无善无恶”的“本然”。

    众所周知，儒学内部的“本然”或“本来主义”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即由《周易》所确立的天地万物造化流行之“至善”。虽说在程朱的时代，理学受到佛学的重大影响，但朱子并未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绝对分开。通过格物，个人完全可以排除昏昧与蔽障，达到对本体的洞彻。然而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之流行，有了更多的禅宗意味，至《金瓶梅》，则有了用禅宗的“真妄”(自性清净而恒常不变为真，杂染虚假而有生灭转变为妄）来取消善恶是非的倾向。这必然就有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

    如果说《金瓶梅》是对一个世界的蓄意颠倒的话，那么，它的后继者《红楼梦》则对它进行了再次颠倒。

    倒影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其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和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格非著 译林出版社 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