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如何表达民意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新中国首创。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那么，古代的议事会怎么开、官员们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呢？

    “朝参”与“集议”

    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一个人拍脑袋”难免有局限性，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

    “集议”则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

    在“集议”上，议案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谁能议事

    古代的议事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从史料上看，主要有四类：一是“二千石”以上的驻京大臣，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三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人能力强，都是领俸禄的。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来自基层的人。这类人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虽然这些人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能力和水平。

    集议的开会气氛比仪制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无所倡议，最终也必须行使表决权，然后向皇帝如实汇报。元帝时，贡禹上书，请罢郡国宗庙，参加集议的70个人都赞成这个提案，皇帝便画可颁诏。成帝时，集议郊祀礼仪，车骑将军许嘉等8人是一种意见，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又是一种意见，皇帝遂按多数派的意见颁诏。

    最窝囊的谏官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提出了不少建议。如“明德慎罚”，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臣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建议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聊以自慰。

    中央有百官大会、部院会议，地方上各级机关也有会议。日常的属员向上司请示定夺叫“衙参”，需要讨论的叫“衙会”。州县衙会的内容，有时也可以包含互相批评的内容。如韩愈《韩府君墓志铭》记，崔圆开府地方时，当地布衣某，常跑到他家里去，这是违反制度的，引起司录参军韩绅卿的不满。韩绅卿就趁召开全府大会时，走上前去大声说：让我来举出您的过失……《县佐部名臣列传》中，收录有好几则州县敢于同正官激辩抗衡、弄得对方无法下台的故事。遇到这种僚属，正官想一手遮天就不那么容易了。

    （《解放日报》3.6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