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安街的变迁

    长与宽的进击

    长安街是北京的西长安街及东长安街的总称，广义上还包括其东、西延长线，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道路，宽至120米，长到46公里。

    自明永乐18年建成，长安街在五百年时间里没什么动静。辛亥革命的炮声，敲开了皇城的大门，也让长安街从沉睡中醒来。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对民众开放，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开，东西长安街贯通，民众可以从东单走到西单，长度3.7公里。

    侵华日军占领北京后，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上将东西城墙打了两个洞，东叫长安门，西叫启明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改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

    但那些都是小动静，真正让长安街阔起来的是苏联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领导要求天安门广场宽500米，拆掉了五府六部衙门。周恩来在城楼上拉着梁思成往东南看，说要建一座博物馆，再向西南看，要建一座大会堂。他还指着大会堂后面一块地，要建一座大剧院。

    苏联专家则在1949年和1950年提出，把国家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并提出在长安街上建房。同一时间，梁思成和陈占祥拿出“梁陈方案”，建议行政中心另找地方，以保护北京古城。这次著名的争论，以梁陈完败，决定了北京古城的命运，也奠定了长安街作为中国的政治动脉这一基调。

    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拆除北京城墙，拆除东西单牌楼，从此长安街东西走向一览无余。仅1958年，为建国10周年工程拆迁，一个月内拆除10129间房屋，完成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和打通长安街的拆迁任务。

    传说林徽因曾放言，如果拆掉长安左右门，她就把自己吊在上面。上吊之说为轶闻，但拆门的时候，梁思成掉了眼泪有人亲见。

    1953年，长安街规划的宽度为100米，1956年定为100~110米，最后又加宽到100~120米。之所以搞这么宽，除为群众游行和阅兵考虑，还有战备考虑。征求对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方的意见是：“假如道路很宽，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为隔离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针对长安街的宽度，梁思成曾说：“百米健将都要跑10秒多才能跑过去，我们老太太、老头怎么过街，当时还有很多裹着小脚的，怎么过街啊？”

    有建筑师说，长安街的红线120米，这是因为当时决定建世界上最宽的街道，原先指定100米，后来出去考察别的国家的街道，回来以后又加了20米。

    进与退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街边的业主也在变幻身份，而老百姓从长安街边迁走是不变的趋势。城市规划专家董光器详细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安街上建筑的进退，能明显看出“经济这个无形的手”，主导了彼时长安街上“经进政退”的过程。

    按照董光器的描述，长安街上写字楼租金狂涨，刺激了开发商对长安街的觊觎，各大银行也蠢蠢欲动，国家机关办公楼和大型文化设施却因难以承担拆迁费用而“躲出长安街”。

    1985年后，长安街上划拨的国家机关办公楼是11个，外交部曾考虑在新华门南，或长安街北侧安家，但最终去了东二环。全国妇联办公楼只有一小部分为办公楼，大部分卖给企业成了酒店写字楼。教育部的位置让给了商务写字楼，自己落户于西单的辟才胡同。国家经委让给了工商银行。原规划在西长安街的教师之家、青少年宫、国家电影宫、民族博物馆都让位给写字楼。复兴门东北角的工艺美术展览馆建成之后，主体成了百盛购物中心，展馆被压缩成一个小厅。

    原规划在东长安街上的儿童剧院，因没能力搬迁住户，让给香港开发商建了光华长安大厦；原在西单的长安戏院，则因建时代广场被拆迁，被塞进了光华长安大厦一层。

    几年工夫，长安街上有20个楼位建成了金融商务写字楼。国家大剧院是唯一新建的文化建筑。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政治、文化建筑占绝对优势，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地产商和建筑师在长安街长袖善舞，新千年以后，则是外国建筑师引领风潮。

    （《南都周刊》2015年第5期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