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的法治意识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具有法治意识，1912年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就读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例证。此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当政者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言必信，行必果。 

　　该文立论的大意是：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利民。有益于人民的法令，必能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这样的法令，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则不只是对人民无幸福可言，而且会危害人民，人民就会起来反对这种法令。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治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

　　毛泽东赞赏商鞅变法。他写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于是，毛泽东将笔锋一转，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一个刚满18岁的中学生有这样不凡的见解，很不容易。

　　国文老师柳潜阅卷后分外高兴，在作文四周写下了7条赞语：“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顶”；“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湘潮》2015年第1期 唐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