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年曾有很多习俗,其中很多都已离我们渐行渐远,成为一种记忆,甚至一种传说。贴年画或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传统是不会死去的,即便它不再彰显,也仍然会作为一种基因,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
“年画”一词流行于民国初年
“年画”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据王树村先生所著的《中国年画发展史》一书考证,最早出现“年画”这个词,是在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光庭所著的《乡言解颐》一书中,其中有“新年十事”一节,在“年画”事里说:“帚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
李光庭最早提出了“年画”的说法,但这一称谓并没有被人们统一采用,直到清光绪年间,年画还常被人们称做“画片”或“纸画”,这仍然是沿袭了宋代人的说法。
年画在不同地方还有不同的称谓,如过去北京人常称年画叫“卫画”。因北京销售的年画出自杨柳青,杨柳青距离天津卫十余公里,故叫“卫画”。
民国初年,“年画”一词连同部分年画作品刊载于北京《京话日报》上。大致与此同时,上海阴阳合历的石印画亦被约定俗成称为“月份牌年画”。从此,“年画”一词才被普遍使用。
宋代世俗文化让年画真正形成
年画最早是以门神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追溯年画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汉代甚至秦代,然而年画的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按王树村先生的说法,年画艺术的形成有两个标志:其一,年画作品已由宗教崇拜物变为世俗商品,并通过木版刷印广为流播;其二,以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为主的年画艺术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画种。年画艺术发展到宋代,则具备了上述两个标志。
宋代初期,太祖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巩固中央集权,同时鼓励开国功臣等在歌舞相伴的安逸享乐中度过晚年,这刺激了以瓦舍为代表的世俗生活的发展。瓦舍也称瓦肆,是宋代开封城里劳动大众的游乐场所,娱乐方式丰富多样,民间说唱歌舞、傀儡杂戏等皆集中于此。宽松的社会环境也为手工业、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宋代文人画、风俗画艺术的发展,也是年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宋太祖不喜欢收藏名画,许多历代名画流落市井,这为民间艺人学习传统文人画技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宋代的年画泛称“纸画”,有版印和手绘两种。版印年画主要题材有门神及门画、灶王马、钟馗、桃符、春牌等。这类年画在使用上都是一年一换。而且粘贴在居室的固定位置上,其艺术形象基本定型。而北宋时雕版印刷技术达到新的高度,也是年画流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手工绘制的年画内容主要是描写乡村世俗生活,着重反映农家喜庆丰收、合家欢乐或村童嬉戏的场面。
明朝官场文化让年画重喜庆
明朝建立以后,人们对驱魔逐鬼的门神、钟馗信仰渐渐淡化,而盼望百福临门、五谷丰收、子孙昌盛、长生不老的思想日渐浓厚,因而,寓意吉庆祥瑞题材的绘画有了较大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年画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明朝宫廷中常将《耕织图》、《三月韶光》等风俗画,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起家征战之事的绘画悬挂于宫中,以教化皇亲国戚以及宫中贵人。这类绘画选材与年画十分近似。如朱元璋“身所经历艰难起家”在现代年画中仍有表现。
另外,明代年画中喜庆题材的作品较多,与当时官场权贵之间请客送礼、贺喜庆寿之风也不无关系。明代中期严嵩被诛抄家后,书画目录中有许多颂扬喜庆题材的绘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寓意喜庆吉利、迎福纳祥内容的年画在明代越来越多。
吉祥年画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在民间艺术中定格为最有普遍意义的福、禄、寿、喜四者。其中尤以前三者为甚。明代以来,福禄寿三星画借助了木版年画的传播媒介和讲求祝寿奢华之风尚,在社会广泛流行开来。
明朝是小说传奇及戏曲杂剧等民间流行读物繁盛的时代,而且所刊之剧本、通俗小说几乎无一不附插图,这些对年画艺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史料记载和考证,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年画均为明代开始兴起。
民国时期西方技艺渗入年画
近代印刷术由国外传入,给木版年画带来了相当的冲击,由此首先兴起的是石印年画。石印年画最早产地为上海和天津,其中以天津历史最长,上海后来则集中出版胶版印刷的月份牌年画。
清末兴起的以石印机器印制的年画,逐渐占领了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这南北两大木版年画市场。到了辛亥革命后,两地木版年画虽然尚有新题材的画样刻印,但已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了。往后,除了四川、湖南、湖北、福建、陕西、山东、山西等地年画作坊仍能维持刷印木版年画外,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上海小校场等年画作坊,都以刷印门神、灶君、天地众神等为主。这是因为百姓们皆认为木版刻印者才是神灵所附,故尚能维持下来。
月份牌画源于西方的经济文化渗入。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加,为解决用公历计算日月时间的问题,开始出现阴阳合历的月份牌历画。月份牌画开始用石印制作,画面除了商品宣传外,表现的大都是中国传统题材的形象,或传统山水,或仕女人物,或戏曲故事。
(《北京日报》2.11 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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